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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七章 鸟择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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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七章 鸟择良木

    次日一早,李庆安又继续向南进发,两天后,他的大队人马抵达了旱灾问题最严重的谷熟县。

    在进入谷熟县之前,李庆安已经从很多渠道了解到了谷熟县的一些情况,仅仅从旱灾来说,谷熟县的灾害和河南道其他地区没什么区别,远没有到人民无以为生,非造反不可的地步。

    关键还是人祸,谷熟土地肥沃,境内汴河和涣水两大河流穿流而过,在两河之间支流众多,加上气候适宜,使这里自古便是的产粮大县,谷熟县本来七成以上的土地已经沦为庄园,自耕农仅占三成左右,在各大庄园中,庆王李琮便拥有四座大庄园,计五百顷上田。

    贪婪是这些权势贵人的共同特征,他们从来不会嫌自己的土地钱财已经足够多,也不会去考虑大唐会不会因此亡国,或许在他们看来,大唐这么富庶,自己拿一点点不算什么,况且他不拿,别人也一样会把它拿走,于是,贪婪便蒙蔽了他们良心,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天浪滔天。

    河南的旱灾来临,就仿佛吹响了土地兼并的集合号,长安的权贵王公,地方的豪门大户,大神小巫们一齐向河南道丰腴的土地伸出了贪婪的手,各施手段,各用门路,目的都是一个,趁灾年将土地据为己有,谷熟县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李琮在谷熟县的四座大庄园并不相连,为了将这四座大庄园连为一片,李琮便利用这次旱灾大肆兼并土地,涉及土地近两万亩,一千二百余户人家,他采取了暴力驱赶和官府威逼的手段,用几百名家丁执棍棒殴打驱赶土地的主人,拆毁他们的房子,逼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卖田,同时官府又配合他们催缴农民积欠的税粮,断绝道路,不准商人前来卖米,严禁富户赈粥,用种种手段逼迫农民离家流亡,只要农民离家,土地立刻变成无主之地,官府予以没收拍卖,而买家只有一个,仅仅两个月时间,庆王便霸占了一万多亩土地。

    农民的暴乱起源于对官府的不满,当朝廷赈灾令下达后,各县都陆续开始开仓赈粥,唯独谷熟县非但不开仓,反而逼迫农民缴纳税粮,当别的县开仓放粮的消息传到谷熟县后,漕工和农民皆愤怒了,他们冲进官仓,却发现官仓中粮食颗粒皆无,愤怒的民众烧毁官仓、捣毁衙门,他们害怕官府报复,数千民众便在几个有威望领头人带领下,逃到磨山藏匿,但在官府的报告中却变成占山造反。

    李庆安直到进入谷熟县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天下午,李庆安率领大队人马来到了位于县城以西二十里处的谷熟军府。

    这是他的一个疑问,军队在这次暴乱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谷熟军府是上府,应该有兵员一千二百人,但李庆安看到的却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军营,栅栏有一半都不见了,岗哨楼已倒塌,原本依附军营而生的酒肆妓馆也变得人去屋空,大半已坍塌,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看得出至少已经废弃了十几年。

    李庆安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从不敢想象,中原的军府竟破败如斯,民团留在军营外,他带领一百名亲卫骑马进了军营,军营不准驰马,但他们却无法下马,一路上长满了蒿草。

    虽然军府已经破败,但还看得出原本的盛况,三排近百间长长的平方,饭堂、军械屋、仓库、文书房一应俱全,平整宽敞的跑马场和练兵场,箭垛上还插着已生锈的箭矢,刀枪架上甚至还有两杆长矛,就是看不见一个人。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骑马进军营!”他们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李庆安一回头,只见他们身后二十步外站着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确切说是个军官,身材魁梧,背有些驼了,此人头发半白,一只硕大的酒糟鼻子,穿着一袭细鳞甲,屁股上吊着横刀,手中拎着一只酒壶,正酔熏熏地斜睨着他。

    “你是什么人?”李庆安反问他道:“是这里的军官吗?”

    那军官看来有点见识,他见来人虽然不是军人,但个个身材魁梧,目光冷厉,腰挎横刀、后背弓箭,尤其他们所骑战马都是矫健雄壮的骏马,他便知道这群人的来头不小,便立刻收起狂放的态度,恭敬地答道:“我是这里的果毅都尉,叫崔佑,请问阁下是何人。”

    李庆安点点头,道:“我原来是北庭节度使,现在是河南道观察使。”

    “原来你就是李庆安!”

    军官吓了一跳,他连忙上前,半跪施一军礼道:“卑职崔佑,参见冠军大将军。”

    李庆安见他还挺了解自己,便翻身下马笑道:“找一个地方吧!我有话要问你。”

    “大将军请随我来!”

    崔佑领着李庆安走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酒味,桌上盘中的干豆子已经发了霉,崔佑哗啦一下将碗碟都推到地上,又用脚将酒壶全部踢到墙角,用袖子擦了擦坐垫,笑道:“大将军请坐!”

    李庆安坐了下来,打量了一下屋子,叫窗台上居然还有十几本书,便点点头问他道:“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这个军府为何破败到如此地步?”

    崔佑苦笑一声道:“将军是明知故问吧!中原的军府不都这样吗?”

    李庆安摇摇头道:“应该不是这样,扬州那边的军府还有七成兵,襄州军府还有五成兵,没有像你们这样全部跑光的。”

    “是啊!两个月前我们这里还有两百士兵,可是庆王一占完土地后,最后两百士兵都跑光了,马都尉带了十几个校尉旅帅跑到河北投靠安禄山去了,军营里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崔佑语气中充满了悲怅,“我是开元十六年从军,我家有二十亩地,所以我必须要从军,没办法,不从军,土地就会被官府没收,当时军营里还有七百弟兄,都和我一样,家里有地,不得不来当兵,开元二十四年,谷熟县大旱,庆王趁机低价并购了二万多亩土地,引发军府的一波逃亡风潮,一夜之间便跑掉了三百名士兵,土地都没有了,谁还愿意白白当兵,后来每年都有逃兵,直到今年年初,还剩下两百二十五名士兵,和其他军府差不多,结果这次庆王再一次趁旱灾并购土地,引发民众暴乱,父兄们跑来一喊,不仅士兵全跑光,军官也逃掉一大半,兵器也被他们全部拿走了。”

    说到这里,崔佑长叹了一声,道:“我听说长安的军队也差不多跑光了,要打仗只能靠临时募兵,可边关大将却个个拥有重兵,一旦他们造反,我不知道朝廷拿什么军队去和他们对抗,大唐外表看似强盛,可里面全被蛀虫们掏空了,堪忧啊!”

    李庆安心中充满了苦涩,在后世时说到安史之乱的原因,有的说是李隆基的昏庸误国,有的说是李林甫的专横弄权,有的说是杨国忠的不学无术,甚至还有说是杨贵妃媚惑误国,但今天他才知道,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是权贵高官不顾民众死活,大规模的兼并土地,使大唐的均田制变成了庄田制,使大唐军制崩溃。

    诚然,安禄山造反也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李林甫纵容,杨国忠逼迫,但兵重于外而薄于内的局面必然导致大规模叛乱爆发,即使没有安禄山,也会有李禄山、王禄山,后来的藩镇割据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大唐皇帝李隆基最大的责任就是放纵了土地兼并,出几个不痛不痒、没有任何实际措施的诏书,不准土地兼并,可谁理睬他?他难道不知自己的儿子侵占土地吗?庆王的永业田只有一万亩,可他送给杨家的各种寿礼中就有五万亩良田,这么明显的事实,李隆基却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他的纵容,在对付人的手腕上精明厉害,可在治国安民生上却昏庸无比。

    李庆安不想再问下去了,他站起身笑道:“崔佑,我看你人虽酔,可心却清醒,可愿舍了这无用之官,跟随我走?”

    崔佑立刻单膝跪下道:“兵员跑光,我们也是重罪,所以马都尉才逃掉了,我若不走,死罪就落在我的头上,本来我也打算去投奔安禄山,却蒙大将军收录,我佩服大将军久已,愿意跟随大将军。”

    李庆安点点头笑道:“那好吧!你换一个名字,从此崔佑就不存在了。”

    “属下原来叫崔乾佑,后来才改名崔佑,从今天开始,我愿为大将军鞍前马后效劳!”

    ‘崔乾佑!’李庆安觉得这个名字似乎有点耳熟,好像是中唐有名的大将,他思索片刻,猛然想起,那个在潼关大败哥舒翰四十万大军的安禄山手下大将,不就是崔乾佑吗?他心中大喜,连忙道::“你收拾一下东西,这就跟我走吧!”

    逛一圈军营,却意外得到了一名得力干将,李庆安的心情又好了起来,走在路上,他问崔乾佑道:“你久在本地,可知道平息造反民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崔乾佑笑道:“欲谋其玉,先知其性,谷熟民众可不是造反,那是崔太守的诬告,把他们妖魔化了,其实他们是因为烧了粮仓县衙,害怕官府报复,才逃进山中藏匿,所以大将军不要说‘平息!’二字,应该说怎么让他们返回家园?”

    “那你说该怎么让他们返回家园呢?”李庆安又笑道。

    “取信于他们!”

    “如何取信?”

    “很简单,将作恶之人杀了,人头送进山去,再把土地还给他们,他们自然就会出山回家,就看大将军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李庆安微微笑道:“这个魄力我有,崔将军有没有胆量替我进一趟山?”

    “大将军若有魄力,我就有胆量!”

    两人对望一眼,一起笑了起来。

    从观察使李庆安进入宋州开始,太守崔廉便处于惴惴不安之中,和汴州吴清已经及时将问题梳理干净相比,崔廉的宋州问题便便显得棘手得多,自李庆安调任河南道观察使以来,崔廉便开始着手清理治下豪门趁灾侵占土地的问题,大部分侵占土地的情况都已经被制止,很多被侵占的土地也退还给了农户。

    但有两大棘手之事他却始终解决不了,一是襄邑县让皇帝之女侵占土地问题,涉及到他的大嫂和大哥,情面上拉不下来,而且襄邑县主态度强硬,坚决不肯退田,而大哥崔翘又态度暧昧,希望他能用技巧性的手段掩盖此事,其次是庆王在谷熟县侵占土地,这更是让他头痛不已,庆王已经把人逼造反了,还坚决不肯让步,那五百家丁就躲宋州城内,不肯离去。

    崔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襄邑县那边出事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据报,李庆安搜走了全部地契和强买土地的契约,联想到可能出现的后果,令崔廉不寒而栗,现在他最怕李庆安来找自己,这时,衙役来报,杨司马回来了,崔廉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连声道:“快请!快请!”

    片刻,司马杨汝宁快步走了进来,躬身施礼:“参见使君!”

    “别客气了,快说汴州那边的情况。”

    “使君,恐怕情况对我们不利。”

    杨汝宁叹了口气道:“棣王派出邵子平来解决土地退赔问题,他办事很得力,仅三天时间,不仅把所有土地都退还给了农民,每家还另给了五贯钱的封口费,又承诺购十万石米在汴州赈灾,现在人人都赞棣王仁慈厚德,棣王的事情解决,现在吴清在大规模的清查土地侵占,又组织得力部下挖井抗旱,使君,汴州那边基本上已经摆脱麻烦了,许州和滑州那边也在清理土地被占问题,大家怕了李庆安。”

    崔廉呆立半晌,浑身虚脱地坐了下来,原以为法不责众,可现在就只剩下宋州的问题最严重,偏偏李庆安就在宋州,这可怎么办?汗水从崔廉的额头上渗出,他感觉这一次恐怕难逃罪责了。

    “使君,如今之计只能求自保了。”

    杨汝宁的建议仿佛在崔廉耳边猛敲一记钟声,他顿时醒过来,连忙问道:“那你说,我自保之计在哪里?”

    “我建议使君不妨和李庆安谈一谈,我发现此人虽然心狠手辣,但他也很讲究策略,比如漕工那么大的事情,换谁都不能忍,可他居然把吴清给放过了,直奔宋州,可见他就是针对宋州而来,那宋州有什么让他如此感兴趣,庆王,或许现在再加一个崔尚书,使君,他是在为太子党翻案啊!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就可以和他合作了。”

    “你是要我被背叛大哥吗?还有庆王,我敢得罪他吗?”

    杨汝宁见崔廉还是执迷不悟,又劝道:“你若再包庇他们,恐怕他们就会拿你来当替罪羊了,他们只要推说一切不知情,是手下人擅自所为,圣上总不能抓手下人吧!两个案子都落在你身上,你说圣上不抓你抓谁?再说得罪崔尚书是挽救崔家的声誉,有大义灭亲的美名,崔家感激你,得罪庆王,使君还可以投奔别的王爷,总比现在难逃罪责好吧!”

    崔廉捂着头,半晌叹息了一声,“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李庆安在谷熟县仅仅只用了半天的时间,便将庆王李琮在谷熟县侵占土地的事实调查清楚了,事情很清楚,而且还不像襄邑县主那样用执事田义的名义来占土地,契约书上就写得清清楚楚,土地由庆王买下,由此可见庆王行事的嚣张,丝毫没有任何畏惧。

    对于庆王李琮的无惧,李庆安也颇为奇怪,如果现在是二月份,李琮的所作所为他可以理解,可现在是五月底,在长安爆发了太子被废的重大变故,作为长子,李琮有入主东宫的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还敢大规模兼并土地,比如棣王,就立刻改弦易帜,派最得力的手下来涂改他的不良记录。

    可庆王却丝毫没有一点动静,他不懂吗?这不可能,如果他连这个都不懂,还去争什么太子之位,唯一的解释就是庆王本人不知道此事,这是他的手下擅自所为,如果真是他手下所为,那么手下居然能调动五百名家丁过来抢田,由此可见李琮的庄园规模之大。

    但不管是庆王所为,还是他手下所为,谷熟县的这只老虎他都非打不可,狙击庆王入主东宫,于国于民于己,都是一件好事。

    这天下午,李庆安抵达了离宋州城不足十里的东安镇,这时,前面传来消息,宋州太守崔廉要求见他。

    东安酒肆内,李庆安和崔廉对面而坐,李庆安给他倒了一杯酒笑道:“泗州太守崔平是崔太守的侄儿吧!”

    “他是我兄长之子,年纪轻轻便做了泗州太守,这还多亏李使君的推荐。”

    “这和我可没关系,崔平年轻有为,听说他要南调湖州,泗州民众都不肯让他离去,联名上书朝廷要求他留下,他只做了不到三年便如此得民心,让人不得不敬佩啊!”

    崔廉老脸微红,他听出李庆安是在暗讽他做官不得民心,不由苦笑一声道:“我们这些做地方官的也很难,下要安抚百姓,上要应付权贵,稍不留神便遭御史弹劾,我崔廉虽然政绩不著,但也没有恶名,只求无过便可。”

    “崔太守真能做到无过吗?若崔太守无过,谷熟县的数千人怎么会烧仓毁衙,这个崔太守又怎么解释呢?”

    “那是庆王所为,我想管却又得罪不起,你让我如何是好?”

    “嘿嘿!这就是崔太守本末倒置了,怕得罪庆王,就任其圈地?崔太守可知道我大唐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土地兼并!”

    “对!就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兵制败坏,导致财政枯竭,若听之任之,迟早要导致大唐灭亡,崔太守明知其危害,还放纵权贵圈地,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可是现在崔太守的官帽非但保不住,还将有罪于大唐,崔太守,莫要让将来史官撰写唐朝灭亡之根时,提到崔太守一笔,崔廉不廉,那可就遗臭万年了。”

    李庆安的话重重地敲在崔廉的心中,他惶恐起身道:“我就是害怕于此,才来找李使君商量,求李使君给我指一条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