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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李安浦打开电脑。
他为宋翰林新近写的博客吸引住了。
宋翰林博客的题目是《异形器上的仓颉——汉字源始的民间探索》。说是民间探索，却显得挺专业的。
……汉字的根伸向哪儿，它的源始何在？历来有许多争论。大多古文献都说汉字是由仓颉创造的，许慎的《说文解宇》试图作出圆通的解释，认为伏羲作八卦“以垂宪象”，是启发人们根据不同的事物去作不同的符号。神农氏“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结绳不能满足。黄帝时代，“双瞳四目”的奇人仓颉诞生了。他仰观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乃至手掌纹路，终于造出了文字。
仓颉，黄帝时期造字的一位史官。确切地说，他只是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也说过：“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汉字的出现，其实并非仓颉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由许许多多像仓颉这样的人共同创造的。仓颉不过是文字起源的代名词。所以，研究汉字如何起源的意义，远远大于是谁创造了汉字。
考古发掘，是释疑解惑、证实历史的一种最好方法。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动摇了《说文解字》中有关文字起源的解释，对于“六书”理论，也提出了质疑。在江南，在太湖流域考古中，不少良渚文化遗址出士了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专家们把这些符号称之为“原始字符”。仔细分析，有些确实很接近文字。说起来，最早是在1935年，考古学家何天行在浙江良渚发现过刻有十几个符号的黑陶盘，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七个符号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三个在金文中有同形字。可惜，当时受到种种局限，没有将研究深入下去。此后，考古中不断发现有原始刻符的良渚文化器物。赵陵山遗址一件陶盖上的纹饰，布局均衡，流畅细腻，意象神圣，被称之为“源极图”，是良渚先民思维智慧的结晶。近些年，浙江良渚博物院组织了专题研究工作，仅仅七八个月，就收集到器物五百多件，刻符六百多个。有一些刻符，一眼就可辨别出花、鸟、龙虾、鳄鱼、毛毛虫的形状。有一个图案像是咬了一口的苹果，令人联想起了伟大的乔布斯。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民间人士也醉心于这个课题。杭州的收藏家们在热心人士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远古文化博物馆，陈列的史前文物中，不仅有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还有十分罕见的异型器——从未见诸书刊、难以名状的骨器、玉器。
异形器上也留下了仓颉的印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那些原始刻划字符，大多由简单的短线段、弧线，通过并列、垂直、交叉等组成不同的形状。如果说陶符的刻划部位，几乎都在黑皮陶罐的沿口或罐身，而异形器上的刻符则出现在动物胛骨上、石器上，甚或出现在玉器上。有些刻符还与良渚时期最典型的人兽纹同时出现。他们发现了十几件器物上有“台地立鸟”图案，这种图案只在良渚博物院的一件玉璧上见到过。由于尚在草始阶段，更多的符号一时还难以破译，但已有一些刻符能看出人、鸟、兽的象形，辨认出水（川）字。
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创办者们，凭借自己的藏品与研究，十分兴奋地说：这是中国殷商甲骨文的祖形，中国文字的源头在良渚文化时期！骨器上有文字，玉器上也有文字。中国印玺的历史源头找到了，也是在良渚文化时期！印面既有图纹，也有文字。
究竟是真是伪？究竟是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一切尚在探索之中，过早地下结论，于事无补。事实上，民间人士的研究各方面局限颇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良渚文化异形器上的仓颉——所有关心中国文字史的人，都无法漠视这个现象。
专家们历来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
可是，随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汉字源始的课题，也迅速与良渚文化结缘。良渚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七十多年来，考古学家们从环太湖良渚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文物，见到了很多刻划象形、图腾和几何形的符号，这些符号，对于研究良渚时期有无原始文字，良渚刻划字符在中国文字起源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提供了无比珍贵、不可忽视的资料。
根据已经发表的良渚刻划符号资料分析，这些符号可以分为单个符号、串连在一起构成句子的文字符号、串连在一起的图画符号等类型。多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最著名的，是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个被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五俞”的符号。有学者认为，这四个字符，“如果自左至右读，它们似乎记录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区一个以鱼为图腾的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经征服吞并了许多与之毗邻的擅长造船的氏族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读，这似乎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曾经制造了一批玉戚的记录。”并且认为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文章”。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为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们看重。饶宗颐先生曾经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这“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学者怀疑，觉得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是“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划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符号下部犹如人字形似的分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纹，有的学者称之为云纹。
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刻划字符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到异形器。也就是说，杭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发现尚属个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两点解释：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与农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遗址本身就在农田里，被发现了是遗址，没有发现就是农田。而农田面积远远地大于遗址面积。许多遗址都是在意外发现后才被“抢救性”发掘的。农民往往是发现“宝贝”的第一人群。出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因素，在长期的市场流转中，许多文物被民间收藏家收藏。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可以估计高于博物馆收藏。某些品类或许博物馆尚不具备。
二是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学习、研究，民间鉴赏家的专业水平，已经不亚于专家。他们大多不是富裕的人，不想跟自己的钱“较劲”。他们的鉴赏能力是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他们特别用功，特别谨慎，特别注重比对，认真向高手请教，虚心汲取经验教训。相比而言，他们比专家们少一点陈见，少一点主观，少一点条条框框。
正是如此，民间研究者们大胆地提出了“疑似红山文化玉玺文字”（距今5300年——）、“良渚文化甲骨文祖型”（距今4200年——）、“昌乐骨刻文”（距今4000年——）、“殷墟甲骨文”（距今3700年——）的概念。认为这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中国文字的萌发、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中国的文明起源一样，是四面八方的星星之火，汇聚成神州大地的燎原烈火。汉字的源始也是多元一体。所以，每一个有理智的学者，都必须摒弃“中原文化中心论”、“黄河中心论”，承认良渚文化字符也是汉字的重要源头之一。
何况还有实物佐证。
应该看到，良渚时期的刻划字符，并没有专属的器类以及刻划部位，表现出相当多的随意性。它们是先人的某些特殊的记事符号，具有标志的作用。因而不难推测，它们出现在民间收藏家所说的“异形器”上，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对于“异形器”的鉴别和研究，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已经预示，“异形器”蕴藏着意想不到的秘密。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牵头认证，也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表态支持。远古文化博物馆很想向某个国有博物馆无偿捐赠一批藏品，却得不到回应。满怀希望登门拜访，不仅连一杯茶水都难以享受，藏品更是不屑一顾。显然，这不是对人的冷漠，而是对于民间人士参与考古研究的冷漠，对于文字源始探索的冷漠。
当东方文明的曙色刚刚吐露，先人们揉揉惺忪的眼睛，走出懵懂，迎接黎明的时刻，以刻划字符表达内心的感觉，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他们都是“前仓颉”。一个字符或许含有不同的意思，只有“前仓颉”，才能解释清楚。字符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记忆，在某种特定场景下，为了引发记忆，必须由当事人作解释。一旦脱离那个场景，或者“前仓颉”有所遗忘，这个字符就会失去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刻划字符号植根于文化背景关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便是那些有所组合的多个刻符，意义较为丰富，仍处于文字产生之前的起源阶段，尚不能称作文字。但无论如何，史志不曾记载的“前仓颉”，功不可没。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正在极其艰难地进行。惟其难，才需要多种力量参与。在汉字源始的研究中排斥民间人士，显然是愚蠢的。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随着不同器物、不同刻划字符的发现和释读，解决汉字源始问题的阳光，终究会穿透云翳。
李安浦读过宋翰林的博客，又把它收藏了。也许过一些时候读，还会有新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联想起了宋翰林这个人，是收藏家、鉴定家，还是学者、研究员？似乎什么都是，却又什么都不是。他的兴趣很广泛，每个领域都能说几句，甚至都想把手伸进去。不过，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宋翰林似乎在发牢骚，为了他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并没有受到很高的重视。他把自己摆在民间人士的位置上。退休了，或许应该算民间人士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想给一家国有博物馆捐赠文物，竟然不受待见。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在许多人眼里，宋翰林早已不算权威？或者，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在专业人士看来，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李安浦想来想去不明白，只好把疑团丢在了一边。心想，“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