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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因为宿醉吧，心里郁郁的。李清照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但她还有闲情“试问卷帘人”搞点绿肥红瘦的情调。我却是残酒已醒，雨声催耳，惟扪心自问。本身喝醉了的人醒过劲来多少有些空虚，而窗外阴云密布，室内热气蒸人，此等情况，实是郁闷至极。
想一些人事和故事。波光碎影。风与尘埃。
昨天中午老金找我，谈他的退休生活，我倒了两杯清茶，和他边喝边聊。聊到了我们的1998年。98年时，我曾工作过的镇财政困难到工资打欠条的程度，于是镇里积极挖掘财源，成立了几个经济实体，同时将一些政绩平平、基本已确定为改革分流对象的人员充实进去。那时，我因为个性太强，不会妥善的处理人际关系，于是在一系列的小报告后被分配到了养鸡办，而老金，虽因为性格一贯唯唯甚至懦弱，但是有些老资格，担任这个实体的副负责人。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操作经济。想到政府的职能就是服务，于是集体决定首先搞好服务。我们与一个私营业主签定了为养鸡户运输饲料的合同，但只限于口头，因为小镇太小，到处都是熟人，既是熟人自然按熟人的交往方式办。这样，这个精明的私营业主就提出我们的责任：跟车和办理手续。而他则直接向养鸡户收取运费，按收益状况与实体适当分成。我们实体一共四个人，两个领导。而另一位成员我们经常觅不到他的芳踪。于是我跟车、办理一切供应与服务手续。车主提供的是六零型拖拉机，而且不配备押车和装卸人员。我实际上就成为了完全服务人员，不但为养殖户和实体服务，而且为车主服务（所以那时我真后悔没读透过资本论）。心灵的高尚与劳动的廉价不能同抵，那时你的灵魂高蹈，你的肉体却背负着一袋袋饲料，这是没法选择的事。毕竟在中华民族的教育规范中，服从历来是一种美德，人们看的是服从的形式，很少有人去细细推究它的本质，不能不承认奴性的生存本领在某些意义上更为持久和为人赞赏。
到了社会，和待在政府里与人际研磨有多大的不同。为赶早市，都是夜半起身。几百里路，拖拉机的噪声和颠簸是不能想象的，现在我觉得偶然的失眠简直可耻，毕竟我曾在那样的路程上都能酣睡。记忆最深刻是有一次拉了太多的载，车辆几乎偏坠到深崖下去，为了脱险，我负责在车轮下垫大石，起初还直着身，后来不得不用肩抗，几里长的陡坡，就这样一步步垫上去。那时节，只想着上坡需努力，竟没有想过如果自己顶不住会是怎样的情形，好在驾驶员的控车技术不错，没有挂错档也没让车轮跑偏，等上到坡顶，早已透支的我瘫软在路边，仰躺着，夜空是那么深邃，深邃的象是隐藏着一个微笑
98年秋季胶南的高山陡坡里有一些未成年的悍人，骑摩托挥舞砍刀与我们的座驾驰逐，这回忆现在默诵起来感觉象是西部的刀客影片；
还有在陷入泥潭里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陌生，没人肯无私伸出援手，四下是瓢泼的雨，满耳是叫价之声；
还有也经过见死不能救的良心谴责；见过生活的底层，人性是怎样的枯萎
。。但也见过海上恢弘的日出景象；见过苍蓝的天穹上缀满纯洁的星辰；见过无遮无拦的田野上奔驰的巨大云层；见过云雾缭绕中群山的奇丽；见过远飞的雁群和高翔的孤鹰见过苏东坡笔下的密州情景，和无数次体会过他由婉约而豪放的心境。
这是我精神中的一个秘密。我手抄了东坡在密州的所有笔迹，然后装订成一个小册子。98年有一个关于东坡的年会在诸城召开，我的拖拉机和冠盖云集的专家学者们并驾齐驱，年会上该有多少惊人的成果和连珠的妙语，但那干我底事？我也好，专家学者也好，谁都不是苏东坡。
我从这一年开始“庸俗”我说脏话，无所顾及的在公路上撒尿，面目和衣着上落满尘屑，而且散发着浓烈的腥气（因为饲料的主要原料来自于发育不良的雏鸡和鸡的各种脏器）。但回到单位还是得循规蹈矩。我终于得到了承认，那就是上了套，适应工作比较快，部分的表现出了成熟的气质。
我说过，老金是性格一贯唯唯甚至懦弱的人，家庭也挺困难，一家四口，妻女三人待业，生活全靠他的工薪。但他很关心我。有时见我太累，就让我休息，他跟车。只要他跟车配的货就得减少两吨，因为他实在是不合格的装卸工人，配多了，他也处理不了路上的意外。如暴雨、如坍包、如陡坡、如遭劫。他那年已经五十八岁了，也没必要非和青年一样的卖力。于是车主很有非议。他无奈，有时竟派他的大女儿跑长途，虽则他的女儿一样能干，但毕竟应付不了。有一次因配不上货，放空车回到日照，而我在诸城住下。第二天是他的女儿带车，我给配完货、装好车，接着领她到恐龙公园去参观。“托人找个别的工作吧，你看这个公园，多少闲人在游逛？那不是你干的活。”我说。他的女儿就在老家找了份工作。还是老金和我替换着跑。
我们果然不是经济者。鸭子是上不了架子的，我们从架子上摔了下来。那年外贸市场普遍疲软，特别是肉制品的出口总是麻烦不断，而养鸡户的极功近利又使药检总得不到通过，还有大面积的鸡瘟和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这些客观因素使我们的经营难以为继，虽然我们那么一厢情愿的去服务、服务、再服务。年底到诸城外贸结算，老金去的，哭丧着脸领回了1500元钱。再到私营业主那里一结算，更是分文现金拿不着，只是拿了一把养鸡户打给他的约两千元的欠条，让我们自己去收收试试。而我们实体的任务是三万元，考虑到实际，是无论如何得上缴一万伍的，而且是政治任务，要不财政缺口堵不上。我们只好自己凑钱。天天不见芳踪的那位是死活不交的，而我们则得人均交四千元。我如遭雷击，甚至打电话问自己的父亲自己该怎么办。参加工作四年来，因为一直工资拖欠，总积蓄不足千元，现在要交这许多，我该怎么借、怎么还？
结果还是借了钱交上。我怕的是自己就此下岗。而此时，我已开始计划结婚。
往事历历。老金突然问我：你交钱时怎么想的？我说：我怕下岗。可是我当时想到了辞职。与其被精简，还不如自己高姿态。我那时还算年轻，还可以去烟台、苏州或者北京、上海去投亲靠友找碗饭吃。
老金说：唉！我当时掉眼泪了。
这句话从一位六十多岁的人口里说出来，的确给了我一个不小的震撼。
我从小就爱哭，父亲不止一次的责备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总改不了，选择学校时不敢违拗父母的意愿，我哭过；被同学和老师误解时也哭过；与初恋擦肩而过更哭过；读书看到动情处，泪珠子就会在眼窝里打转，甚至看到倪萍哭，自己也是按捺不住。
可是，那一年，我的眼泪呢？
2005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