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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我发了一篇叫做“华容道放曹”辩的短文，对有些人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派关羽到华容道堵截曹操是他一生最大失误的看法提出了我的一些见解。
我认为，诸葛亮当时派关羽到华容道堵截曹操，而重义的关羽却放了曹操不仅不是失误，反而是诸葛亮审时度势、知人善用的英明之举。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诸葛亮深知，要想完成刘备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宏愿，必须要分两步走：一是要顺应天下合久必分的蓄势，形成天下三分，也就是要为当时势单力薄、基本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求得谋图实现宏愿的资本，之后的天下三分之一的蜀国便是左证；二是举正义之师剿灭窃据汉室的汉贼曹操，然后以封建时代传统世袭的所谓正义去威慑其他诸侯，以促成再统汉朝社稷的大业。如果把当时已成气候，而只在赤壁之战中遭受重挫的曹操给灭了，势必又将造成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果真如此，刘备这支所谓“帝室之胄”的正义之师就只能在这“弱肉强食”的战乱中灰飞湮灭了。登顶的栈道尚未修成，要登上顶峰“一览众山小”的宏愿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在这里我们能不对诸葛亮的审时度势，知人善用的神机妙算而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后来的“六出祁山”便是他力图完成第二步的最充分的左证。尽管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因素，诸葛亮并没有改变历史，但我们对他的以杠杆之力左右时局的雄才大略能还有什么疑义呢？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要实现宏愿的最大障碍是曹操，早除了不比后来未必除得了岂不更明智？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上文中已经做出了充分的阐释：没有栈道，岂能登顶？古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顺乎天理，应乎人情”的典故便是诠释此问的最好注脚。
我不禁由三国时代赤壁之战中的诸葛亮放曹操，想到了中国现代史中西安事变时的中国共产党放蒋介石。同是要实现一定战略目标的最大敌人，他们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毅然决然地放了他们。历史，竟如此的相似！也许有人会说，你所说的诸葛亮放曹不过是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一个细节，它是不能和共产党放蒋相提并论的。我们知道，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和孙刘联盟抗曹在史书中是赫然有记的，而根据当时曹军狼狼大败，落花流水的情势，曹操死于乱军之中是大有可能的，其细节史书并无记载，那么这一细节就未必不是历史了。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和其始末来作一番研究。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仍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当时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地区作为“剿共”前沿部队的是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他们的营地是以西安为中心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因为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收到了成效。当时，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救民族于水火是有不朽的历史功绩的。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坚决放蒋的做法，不仅促成了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为彻底击败日寇构筑了重要的先决条件；我们更能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记前嫌的宽广胸怀和经天纬地的大智大勇。
这里有必要拿起岁月的梳子数落一下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从1927年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他一手导演的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到1933年10月，他调集50万军队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从1934年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到1936年“西安事变”时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剿共”；有多少共产党人惨死在他的血腥的屠刀之下呀！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以光芒四射的广阔胸襟提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坚决放了这个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的主张。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明知曹操是窃据汉室的罪魁祸首而却毅然决然的放了曹操是何其相似呀！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清楚地知道，要实现“兴复汉室”的宏愿，要消灭的最主要目标是曹操的统治集团，而在刘备尚未得到三分天下的时候，却放了曹，他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知道，要建立崭新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要消灭的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动的蒋介石统治集团，而在国家、民族处在危亡的严重时刻，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当然包括当时窃据了国家领袖地位的蒋了）来抗击日寇，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虽然“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那国家和民族将又要承受多少不可预测的灾难啊！其实这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又是何等的相似呀！
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英明的举动，获得了广大国人的一片赞誉，让国人洞若观火地明了了共产党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党。“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不庸置疑的，从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起，短短的几年，蒋家王朝就土崩瓦解，就是最铁的见证。而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也在人心上大做了文章：那就是以刘备是“帝室之胄”的身份，借助于封建社会世袭制的传统理念来获得国人的支持。这二者虽有客观与主观的区别，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也是相似点之一呀！
当然，这二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站在汉朝封建统治阶级刘氏集团的立场上的，而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的立场上的。二者之所以结果大相径庭，想必原因就在于此吧。我在本文中所强调的不过是表象上的相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