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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打嗝，不停地打，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成了毛病。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包括别人打嗝。通常偶尔打打也无所谓，但要是打上两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事情就很麻烦，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身体不断抽搐，拿不稳东西，拉断灯绳，写字总是出错。特别像我们做案头工作的人，抄抄写写，影响工作，好在那时我倒也用不着了。我陆续打了差不多有一年吧，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痊愈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的嗝像别人一样响，直着嗓子，每隔三到四秒就失去控制一次。那时我们办室公的人你呼他应，大家彼此彼此，很有点郊外的田园景象。后来我的声音变小了，可能因为不怎么吃东西的缘故，很多时候就是一抽一抽，类似某种生病的小动物。我不能说像小狗，但的确看上去有点可怜。我叫李慢。我注意到人们不叫我李慢而叫我慢的时候声调有了变化，好像在叫一个自我陶醉或处于睡眠中的人。我觉得没道理。我确实在想一些心事，希望接到唐漓的电话，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近乎于零。同事叫我慢我不予理会，不是没听见，我觉得只要不答应人们迟早会觉得无趣。凭什么呢，事实上我的症状是最轻的，至少听声音如此。当别人还在一片鹅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我注意一日三餐，进食很少，不吃有刺激的食物，以粥为主，辅以饼干，声音很快得到了控制。当然，我持续的时间长，这点我承认，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人们叫我慢的理由。
我们是一家不太规矩的小报，也不是特别不规矩，按照西方新闻就是“妇女、金钱和坏事”的标准，我们涉及了一点妇女，也就是有点倾向而已。报社挂靠在一幢部级大楼，在地下室二层办公，那时报纸已停刊了，但我们依然坚持上班，讨要一点善后。现在我还记得大楼的模样，灰色调子，内向，建于五六十年代，显然考虑了战备要求。有多层地下室，结实，甚至固执，面对现代花哨的新兴建筑一点也没自卑感。地下室结构复杂，房间又高又深，接近天顶有一横窗，似乎从未打开过，反正自打我们搬进来从没打开过，没人够得着。窗外是高墙风道，上面有水泥护栏，看上去像战争掩体。阳光有时会沿着风道或掩体折进地下室一点，尽管非常短暂，仍可看做某种来自天堂的光亮。过去我甚至没注意到那点光亮，它极易被忽略。
闲着没事，人们打牌下棋聊天，传一些小道消息，我有时凑上听一耳朵，更多时候独自抽搐。后来觉得总得找点事干，于是开始打扫卫生。地下室空气不好，多年来基本没认真打扫过，到处是浮尘和废弃物，有些角落不能动，一动就有一股霉尘升起。灯是那种灰垢包裹的黄灯泡，多数已经坏了，少数免强亮着，让人想到太平间。许多巨大错综的管道悬在上面，能听见低频的轰鸣，不时有水珠从上面滴落。我的动作非常轻，怕影响别人，几乎类似小偷小模，只是由于控制不住抽搐有时才会扬起一小股灰尘。尽管如此，我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记得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叫我慢的。
没人能让慢停下来，有人让慢回家等消息，说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他，绝不把他落下，但那时李慢好像耳朵也有问题，听不见别人说话——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长期在地下室的人耳朵都十发灵敏，只是李慢充耳不闻，像没听见一样。为了尽量不影响大家，李慢用水把灰尘打湿，动作也越发轻灵。打湿了的灰尘味道醇浓，芳香扑鼻，以致李慢的抽搐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似乎有一种疗效。那种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与刚升起时还稍有不同，初时甚至嗅到虫子的某种气息，稍后就浑浊了。李慢后来从中医那里证实，阴湿软虫败火祛滞，对脾胃确有一定疗效。李慢当时只是凭直觉嗅到那种奇异潮湿的尘香，因此欲罢不能深沉地呼吸，以致多少出现了耳鸣症状。或者要么就是人们打牌吵的。干不完的活，清理完了自己的书架，柜子，抽屉，报纸堆，然后扩展到别人的，从一间办公室到另一间。有些房间已没人，可以放手干，可以与阴湿软虫长时间对视。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种生着非常小的眼睛的虫子，类似蚯蚓，但不是蚯蚓。
不容否认，地下室渐渐改变了面貌，空气已有所不同，能感到水的湿度，它类似一种清新剂，就是霉味太大了点。由于不通风，浮尘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顽强地停在空中，久久不散，这使李慢的工作打了不小折扣。大约就是那时李慢开始盯上了天顶的通风窗，并且意外发现了短暂的阳光。李慢想要打开天窗，但是天窗太高了，必须有梯子才行。李慢转遍了整个大楼，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转到了，后来终于在存车棚发现一个。李慢自己没办法扛动，就找门卫帮忙，试图以两包烟为代价，本来已说成了，可门卫一听是地下室的报社立刻终止了合作，并引起了警惕。门卫到地下室勘察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动才算了事。
李慢不甘心，连续几天无人的早晨，挪动办公桌，桌上面放椅子，还是够不着，又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圆凳放上面。这落了三层，样非常危险，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即使小时候李慢也没玩过这种蹬梯爬高的游戏，完全是李慢自己想出来的。每天早晨李慢爬上爬下，反复演练，有时一筹莫展，有时孜孜以求。高空作业李慢不敢太用力，因此进展十分缓慢。窗子已锈死，根本打不开。敲。震。推。李慢到得越来越早，因为每次必须赶在别人上班之前收拾好桌椅，恢复原状，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劳动创造了人，这话不假，李慢学会了使用工具。李慢找来各种能找到的工具，钳子，改锥，撬杠，甚至小钢锯，有些工具是李慢花钱现到五金店买的。最后是小钢锯起了作用。丝丝扯锯的声音不好听，但是非常均匀，李慢知道怎样用力，劳动创造人嘛。李慢早年听说过车工钳工什么的，不知是干什么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钳工，甚至想如果不上大学不读那么多书的话，他可以学一门手艺，比如一个鞋匠或一个自行车修理工——他会拆洗自己的自行车――那样他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了。
某个潮湿的早晨，李慢终于锯开了钢窗，打开窗的那一瞬间李慢十分激动，禁不住把头伸出窗外，看到了通风道，高空一扇打开的玻璃窗反光刚好照到了李慢，竟然看到了早晨的太阳，说不上金光灿烂，但完全称得上夺目。李慢伸着脖子使劲向上看，觉得上面也应有人能看到他，天非常窄，只有一线天，没有云，能看见气流忽忽飘过楼顶，像刮风一样。那时李慢多希望楼上有谁也探出窗子向下看，那样那人就会像在深水中与他打个照面，相看两不厌，说不定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呢。结果正想着李慢蹬翻了凳子，脚底一下悬空，凳子唏里哗啦掉在地上，有一种劈了的声音，肯定是从家拿来的小圆凳摔坏了。李慢吊在天窗上，事实上如果李慢当时清醒一点或许可以蹦到桌子上，但李慢吓坏了，根本不敢往下看，竟然慢慢向上爬去，后来骑在了窗子上。现在我已不记得李慢吊了多久，可能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也可能更长。后来，当然了，有人来上班了，陆陆续续。李慢的同事见到李慢骑在窗户上无不惊讶莫名，但是也一直没人把李慢弄下来，每到一个人开始都是一张惊诧的面孔，然后问是怎么回事，再后就是笑，好像李慢十分有趣，谁也没想到李慢或许是寻短见什么的。
李慢也不急，反正肯定会得救，同样人们知道了怎么回事也愿意李慢在上面多呆会，看到新到人的惊讶面孔。李慢不再回答新人的问题，问什么都不说，用不着他说了。没人理解李慢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人知道这些天李慢做了多少神奇的努力。李慢不说话，样子非常无助，甚至是痛苦的。人们只是一味惊诧，兴奋不已，好像李慢已不是他们的同事，是一只猴子。这也不能怪大家，某种情况李慢的确像一只猴子，紧紧抓住窗棂，侧头向下看，有一些简单而认真的思考，好像他看别人比别人看他还要好奇。后来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李慢可能要寻短见，当然是做戏给新到人看的，结果一张张惊诧的脸让人们兴奋不已。新加入的人盼望后来的人，有人急着打电话叫那些还没出家门的人快点来，报社出事了，来吧，来了就知道了，快点。
人们扔水，吃的，瓜子，面包，我认为他们太过份了，一样也不接。他们寻开心，当我是猴子，可是又扔上一条毛巾让我围脖子上，挡挡风，我不接，看着他们。我能怎么样呢，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吧。瞧他们合不拢嘴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比他们还高出许多，看他们也一样，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我一点也没觉得冷，什么也不要。直到两个年纪大点的女同事到了，人们的同情心才得到提醒，把椅子放好，有人站上来，把我抱下来。
我的身体已经僵住了，半天缓不过来。女人心肠就是好，对我虚寒问暖，打来热水，泡上茶，放了冰糖，说冰糖有利于血液循环。我觉得饿了，想吃别人碗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早晨我没吃饭。我提出申请，立刻得到了满足。吃着热腾腾的方便面，我觉得彻底缓和过来，但是刚一放下碗又打起响亮的嗝来。吃饱了嗝就打得响亮，是没办法的事。
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涌进来，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题。人们劝我回家，让我以后不要来了，有这么多人坚持不少我一个，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我。我不是为了钱。我愿和大家在一起。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还能见到阳光呢，那该有多好。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没多穿衣服，甚至要求关上天窗，让我伤心。她们平时怎么说的，老抱怨抽烟的人多，呛人，现在问题解了又抱怨冷。人们批评我，说我多事，有人甚至说：慢，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听上去不怀好意，我听得出来。我真的去关了，不是赌气，我觉得人们说的也有道理，窗子不能老开着，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这事我想就由我负责吧。我还有一个私心，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事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由于冷风，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有了食欲。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
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我不知是否能够消化，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我编文艺副刊，像过去一样审读来稿，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提出意见，将稿子退回，告知报纸已停刊，何时复刊再行通知。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的可能，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还在做复刊的努力。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我愿意相信，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信心。
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是个好消息。
或者也是坏消息。真的要离开了。
消息传出，地下室走廓排起了长队，平时不来的人都来了，以至自打停刊就消失不见的人也来领钱了。本以为他们找到了工作，结果没有。谁也没怪他们没为善后费做贡献，有抱怨也埋在心里。阔别的人照例面子上敬一支烟抽，说到各种情况摇头叹息，明天大家就要彻底各奔东西了。没什么人聊天，都默默的等着，抽烟的人多，平时不抽烟的人也点上一支，吞云吐雾。女同志就有些受不了，大声咳嗽，乃至变了声，实在忍不住就嚷起来：
“你们别抽了行不行，少抽点，还让不让人活了！”
干咳，沉默，没人应声，烟照抽不误，烟头明明灭灭，没人掐掉。个别人在角落沉溺地交谈，声音很小，但十分专注，根本没听到女同志的叫嚷、嘤嘤的啜泣。不能只有哭泣，在哭泣中或许需要某种无动于衷，需要有人专注交谈，否则也许会引起更多哭泣。交谈的人是两个过去报社的风云人物，消失很久了，以至有传言他们去了海外。他们今天到场让人奇怪，原来也看重这笔钱，好像他们原来不需要似的。他们没做一点争取工作，有钱了才现身，现了身又与众不同地沉浸在自己神秘的话题之中。工作对他们大概是小事一桩，他们具有某种职业性质，不属于云云众生，柴米油盐。人们不需要他们，又需要他们，说不清。他们高深莫测，一支接一支吸烟，时高时低抑扬铿锵的声音让无言的人的确感到某种力量，甚至某种安慰。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拿到钱的人无声地离去。每人两百块钱，两百块钱能干什么呢？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只是今天交换的信息让人绝望，奔波了一段时间的人回答大体相同：现在所有单位都人事冻结，不进人，免谈。没什么说的，只能是吸烟。幸亏我打开了通风窗，不然地下室会像失火了一样。女同志这时真正显出了无助，有人怀着身孕，抗议吸烟，但是无效。剧烈的咳嗽声中仍有人在打火，互敬互让，像充耳不闻。
轮到我了，我向后面的女同志谦让了一下，我没听清谁怀了孕，所以都可能怀孕了，但是后面的女同志一把把我推了进去，好像我更应该照顾。这是一间临时准备的财务室，有两房那么高，实际上是打通了两层地下室一个特大房间，上面管道纵横，又高又旷，四壁皆白，天顶玻璃窗已达上面地面，甚至高出地面。这间房我从没进去过，因为一直上着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在门口已适应了一会光线，但进到里面还是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天窗射进的一道阳光，就在我头顶上，一直打在对面墙上，能看见光线中里密度很大的浮尘，如同走进实验室一般。尽管我像走在月球上，但仍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甚至听到某种回音。高旷的房子中间有一小撮人，一张临时的桌子，不是报社的财务人员，都穿着蓝大卦，面无表情。有回音地提问。回答。确认。签字。领到信封，离开。我又转了回来，我问：大楼饭票可以退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得到上面行政处，现在不行。我又听到了自己的清楚的脚步声，中间又停了一下，声音立刻消失，好像试音一样。我看见墙角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工作，阳光刚好落在它身上，能看见一种奇异的光纤，它飞快地吐了一道丝，滑向另一端，像空中飞人一样，以致我觉得自己也被扯动了，几乎飘着离开了房间。
因为感觉还在蛛网上飞行，就没同任何同事道别，也没回办公室，直接飘着到了楼梯口。我想家。现在只有家。楼梯黑洞洞的，灯泡早坏了没人给按上，上面有水滴落，我不躲不避，没有感觉。某个瞬间，我的身体不明原因倒下，一点也不突然，好像很慢很慢地倒下。事实当然可能并非如此，只是我记得当时心智有些不清，并且还在想着空中飞人，因此觉得一点不突然，也没觉得疼。我在楼梯上小睡了一会，非常安静，也不知睡多长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如果我不是特别安静，像灰尘一样，我想我不可能拌到后面的人。是的，我被一脚踢醒，立刻站了起来，站得稳稳的。是个女同事，吓得尖声大叫，我说我是慢，慢，女同事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上楼，她是那会的哭泣者之，我想可能怀孕的就是她，她怎能那么跑呢？连孩子也不顾？我不信仰宗教，没有上帝，所以只能呆立一会，然后慢慢爬楼，不由自主就用上了手。挨到了上面，大厅人多了，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手了，这会很难为情，而且怎么也得有点尊严。我勉力穿过大厅，本想一直昂首挺胸步下大楼台阶，结果很不如意，还是使用了手。
我或者慢那一年置身在冬天的风中，人有点残疾，不过骑在自行车上倒是看不大出来。那时虽然已是十二月，但空气中仍残存着某种刺鼻的味道，有地方在烧干树叶，隐约还能闻到一股胶皮或机油味儿，履带的痕迹依然明显，油污也尚未除净，让人想到一些死去的灵魂。我和慢去万寿路，我们沿长安街一直向西，那时树上还挂着稀落的干树叶，不时飘落一些，自行车轧过发出又干又脆的声音。那一年我的自行车四处奔波，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只是我的关系少而又少，大学同学倒是有一些，能记起的人实在有限，而更多人已把我忘记。我不能怪他们，我上大学没有要好的朋友，我只能向他们好报出名字：“我是李慢”
我的名字通常比我本人给人印象深刻，一说人们就想起来，好像想起的不是一个人而一种事物。老同学对我还算热情，答应一有消息就告我，只是之后差不多都没什么下文。那时还没有职介所，报上招聘启事一时全消失了，只能靠老同学。
到了万寿路，拐入一条斜街开始陌生起来。我下了车，掏出老同学朋友的朋友写给我的条子，那位友人同情我的处境，心也挺细，怕我找不到地方，给我画了草图。收起条子，继续向北，向西，又看了一次条子，向北。路已有点荒，看见了城市的河流，眼看快要进庄稼地了，终于看见路边一个红砖围成的院子，按图索骥应该就是这里。院子很大，四周空旷，墙头插着碎玻璃片，玉米秸在上面飞扬。院门破落，看到了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的方形铜牌，另一边是汽车修理厂的白牌。没有传达室，也没见到一个修理工，院子里倒是横陈着一辆汽车残骸，上面落满灰尘，好像很有年头了。一排平房，一座二层简易楼，简易楼是平房上的加层，看上去摇摇欲坠。我进到了楼内，马上又出来了，里面空空如野，什么也没有。只能上二楼了。最初朋友介绍地点时提到汽车修理厂，我就奇怪那么大一个社会调查所怎么会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后来才明白是一家民办机构，那时的民办机构好像可以乱叫，叫中国xxx或中华xxx的比比皆是，听上去非常响亮，越是民办越打着国家的响亮牌子。
简易楼楼梯外置，陡峭，摇摇晃晃颤颤悠悠，梯铁的声音让我心惊。我的腿还没好利落，很不适合上这样铁索桥似的楼梯，几乎忍不住又要用手。提心吊胆，总算进入简易活动板房。里面还不错，一种蓝色调子让我眼睛一亮，与外面大车店的环境完全不同。房间明亮，分隔成不同区域，板墙发出现代办公环境的芳香，办公桌清一色的灰，富于质感，线条明快，接待室墙上贴有“文明、祥和、敬业”几个大字，下面是蓝色小字。我找的是所长，同学朋友的朋友差不多为我打了保票，所长是他的哥们，尽管如此，蓝色环境还是把我吓住了，不知道能不能成。
所长坐在大办公台后面，人太小了，西服裹着短小的身体，老板椅升得很高，让人想到幼儿园；所长一只眼呈暗红色，有点斜视，显然是很陈旧的沙眼，以致整个眼白都给浸红了。显然注意到我诚实的表情，不耐烦地问我：
“什么事？”
我递上条子。
所长看了一会，似乎仍在生我的气，没显出一点热情。
“有简历吗？”
我赶快呈上。所长看简历，我看着所长，没有想笑的感觉，如果我心情好的话就很难说。所长是否像日本人我说不上来，样子有点挺拨，如果椅子合适，不坐那么高，事实上挺有威严的。
“你有什么想法？”所长问我。
我不太明白所长的意思，再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谈到了简历上没写的诗歌写作经历。我注意到所长眼睛亮了一下，我以为找到知音，详细介绍了自己诗的特点。所长肯定有诗歌经历，一种思索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后来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我只好停下来。
通了。但是显然没人接。所长又拿起条子，问我同介绍人什么关系。
我说了实话，同学朋友的朋友。
我这里是一个商业调查机构，我需要人，但不需要写文章的人，更不需要诗人，所长斜视着我，显然顾到了朋友的面子，我这么说不是拒绝你，你可以先留下来，但你得知道我这儿的工作性质，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有想法的人，带着项目来或者有特别的关系背景。我这儿不是国营单位，没有工资，得靠你的项目挣。如果你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合作，我提供平台，一切合法手续，工作证，介绍信，公章，营业执照。名片你可以随便印，挂什么头衔都可以。不过你不能印所长，如果你的项目有潜力经过我允许可以印副所长，我这有许多副所长；都没有工资，也不要档案关系，但要收取一定的风险金。你干出效益，所里按比例给你应得的提成。这样，你先看看我们的营业执照吧“喏，就在墙上，你看你能干点什么。”
没有工资，我的心立刻凉了，但我还是站起来，我看到了平生第一次看到的东西：营业执照，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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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没上来我就坐下了。后面还有一长串，我断句还可以，只是体质太虚，类似低血糖。
“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家公司，而且是无限公司。”
“什么叫无限公司？”我愚蠢地问。
“就是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您看，我过去写诗——”我已经说不出口。
“将来也许我们会办份内部小报，但现在还不行。这样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些别人正在做的项目，看看你能做点什么，先给别人拼拼缝儿，做点具体业务。一般我不干涉别人的项目，你是朋友介绍来的，我可以跟项目经理说说，不过，你最好别再跟人谈诗，千万注意这点，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