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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曙光确实有心思。而且是大心思。
工业区土地要征用当然是心思之一，但还不是他最大的心思，比这大的还有，比如城中村改造，比如儿子戚贺鹏不学好，比如当年逃港的那些人现在要争取村民的权利等等，哪一件都不比工业区土地征用更省心。
贺曙光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是他发现自己却越来越惑。他甚至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产生了怀疑。他常常想，如果人生允许重新选择，或许他并不选择现在的这条道路，最好能走弟弟贺子强这条道，塌实，受尊敬，没那么多的烦恼，还不会得罪人。如果这条道走不了，那么就应该走郭辉的道，自己做企业，自己做老板，自己做主，不需要看上面的脸色，也不需要看下面的脸色，只需要看市场的脸色就行了，不像现在，表面上很威风，被大家举得那么高，有人羡慕有人嫉妒。羡慕他的人常常是想从他这里得好处，如果得不到好处，那么就由羡慕边嫉妒了。嫉妒他的人一天到晚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幸灾乐祸，如果等不到，他们就暗中使绊子，即使放不倒你，也让你难受一下。比如当年他翻建房子的时候，提前收了麦建新的租金，结果不知道被什么人写了匿名信，告到管理区，说他受贿，要不是管理区主任王寿桃对他还算了解，一封匿名信把他送进大牢也有可能的。还比如前年带娣姐姐的丈夫出车祸死了，二叔婆出面找他，说带娣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宝安，实在可怜，想迁回村里来，因为迁回来就有保障了，求贺曙光高抬贵手，接受他们，你说贺曙光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这样的情况村里不是一个两个，口子一开，还得了？不接受，不仅情感上说不过去，还可能让人误解他小肚鸡肠，还在为他母亲的死记恨贺老二，结果可想而知，搞得贺曙光里外不是人，两头不落好，一肚子委屈和内疚还没地方说。如果他不是村里当家的，哪里有这么多的烦恼。
当然，这还都是过去的事情，眼下还有更烦恼的。
眼前最迫切的是政府要征用工业区土地的事情。其实这是早就料到的事情。当初建设这个皇凤岗工业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块土地早晚要被政府征用，他们还曾经算过一笔账，只要这个工业区能存在五年，他们就不亏了，如果存在十年，他们就赚了，现在实际情况是工业区已经存在十五年以上了，他们赚大了，但是，人心不足，既然赚大了，那么就还想更大，就更舍不得被征用，谁愿意自己家的摇钱树被征用呢？谁也不愿意，给再多的钱也不愿意。所以，难度反而加大了。
政府征用这块土地是必然的，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是当时的罗沙村先斩后奏擅自开发的，当时这里距市中心还比较远，所以他们开发也就开发了，开发成工业区总比保留一个乱坟岗要好，可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这里变成市中心了，难道真的在市中心的心脏地带保留一个工业区？所以，征用是必然的，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征用，征用过来做市民广场。
原著居民虽然心知肚明，知道工业区被征用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据理力争的样子，找出很多拒绝征用的理由。说这块土地虽然当时是村里先斩后奏建设的，但是，建成之后，他们补办了手续，使本来不合法的开发变成合法的了，既然合法了，那么凭什么想征用就征用？
原著居民这样说并不是无知，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土地征用，他们都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内行，当然知道土地是国家的，无论他们当年补办了什么手续，现在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征用还是不可阻挡的，不过，他们仍然要这么闹，目的就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政府的出价已经达到两亿元人民币，一听就是天文数字了，但原著居民仍然不同意，说皇凤岗工业区确实是块风水宝地，现在每年的租金收入就达三千多万，如果政府要征用，起码要赔偿十年的租金，远远不止两亿。而政府按照相关的政策，按上限中的上限再加一个系数，怎么算也只能支付两个亿的征地费，再高了没有依据，也坏了规矩，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步。这就让贺曙光很为难，他不能太向着村民，因为他不仅是罗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罗沙居民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是党和政府最基层一级的领导干部，按照组织原则，他必须与上面保持一致，况且，他认为两个亿的开价已经不低了，就这个工业区本身产生的效益来说，已经远远超出当初开发时的期望了，人不能贪得无厌。所以，他希望村民能接受这个价格。但是，村民不卖他的账，并且警告他不要吃里扒外，不要出卖乡亲们的利益等等。现在的原著居民对城市人识大体、讲道理的东西没有学会，能说会道却学得很快，不明着骂他，但说出的话让他比挨了骂还难受。无奈之下，贺曙光还讨教过自己的岳父七叔公。七叔公退位之后老得快，现在看上去比贺三都老，或者是故意装老，说现在的原著居民不是当年的村民了，更不是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他的话不好使了，还是你自己找王市长商量去吧。
王市长就是王寿桃，现在当市长了，副市长，正好分管城市建设，工业区征用的事情就是他亲自抓的。
不用贺曙光找，王寿桃自己就找过贺曙光了，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开现场办公会，王寿桃在会上直接向贺曙光打了招呼，要他首先自己思想上要通，不要做少数群众的尾巴，要服从大局，要有全局观念，要跟上面保持一致等等。还有一次就是昨天。昨天王市长在开人代会，还专门抽时间召见了贺曙光，说这件事情要抓紧，人代会上已经有代表质询这个问题，闹得他都很被动。
王寿桃的话让贺曙光很内疚，这么大的领导还在他这么小的干部面前说好话，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时一边点头，一边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情办成。
贺曙光不是应付领导，他是真心点头，真下决心，但是，一回到村里后，准确地说还没有回到村里，只是远远看见那个大牌坊，立刻就腿软了，仿佛那大牌坊真的像当年村民们议论的那样，成了一个巨大的老虎口，随时要把他吃下去一样。
贺曙光第一次对牌坊产生了恐惧，或者是对自己领导的村子产生了恐惧，竟然有些害怕回去了。
贺曙光没有回罗沙村，让司机把车停在对面的一个茶楼，要司机把车子开走，等他的电话。
打发走司机，贺曙光进了茶楼，要了一个小包间，坐稳后，足足愣了十分钟，才分别给大佬张和郭辉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
这时候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商量，只有他们两个既对村里的情况了解，又与村里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大佬张虽然算村里人，按说与村里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为人正直，比较公正，而且是外来户，与村里其他人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贺曙光相信他能比较客观地为他出主意，不会搀杂个人利益和情感。要是以前，贺曙光或许还会叫上麦建新，但是现在不行了，麦建新的工厂早已经搬迁到东莞，找起来不方便，而且，他对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找他来也说不清楚，所以，现在贺曙光只能找大佬张和郭辉。
大佬张比郭辉先到一步。进来之后，对贺曙光笑一下，算是打招呼，贺曙光则表情严肃，做了个手势，请大佬张坐，但并没有说话，而是一个劲地抽烟。
贺曙光抽烟，但是从来不主动抽烟，或者说，很少单独抽烟。主要是没有烟瘾，遇上跟抽烟的人在一起，别人抽他也抽，别人不抽他自己想不起来抽。所以，大佬张进来后，看到贺曙光一个人单独在这里自己抽烟，就有一点紧张，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大佬张首先想到的是戚贺鹏的事情，因为只有戚贺鹏的事情才与他有关，才会单独把他约到村外来。
大佬张更加紧张，感觉自己额头上的皮肤在跳动。
大佬张跟贺曙光是老朋友了。要不是这层关系，大佬张还进不了罗沙村。当初大佬张来罗沙村的时候，贺曙光还不是村干部，甚至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多大重要性的运输公司负责人，贺曙光还是在大佬张的积极张罗下入党的，并且他还是贺曙光的入党介绍人，按说，两个人算是铁哥们了吧。刚开始，大佬张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贺曙光面前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称兄道弟，没大没小，特别是村委会那年月，七叔公是村支书兼主任，大佬张和贺曙光是委员，但大佬张是治保委员兼村治安办主任，比贺曙光还威。那年月，村治安办主任相当于村里的二把手。那时候深圳人去香港控制得非常严格，村里人要去香港，要过很多关，其中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关，就是村里这一关，而村里这一关就掌握在大佬张手里。那时候，外来人口还要办理暂住证，给谁办理暂住证，不给谁办理暂住证，甚至你走在大街上，治安办的治安员看你不顺眼，喊你站住，让你掏出暂住证，接受他们检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刚来深圳，还没有办理暂住证，或者办理了，但是已经过期，没有及时补办，甚至是你的暂住证并没有过期，但是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弄湿了，看上去不是很清楚了，治安员立刻就有权力把你带走，让你罚款或者把你送到樟木头做苦力。在极端情况下，有些治安员甚至故意找茬，明明知道你有暂住证，并且暂住证也没有过期，但是他接到手后，看也不看，立刻就把它撕了，然后说你没有暂住证，把你带走，也是有可能的。可见，那时候作为村里的一个治安员是够威风的。一个小小的治安员尚且如此，何况他们的司令呢。所以，那时候的大佬张是够威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孙志刚事件之后，先是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后是办理暂住证非常容易且收费低廉，最后干脆不要暂住证了，再后来，深圳各城中村的治安办改为警务室，直接归派出所管了，明确重申治安员没有执法权，加上居民往返香港直接凭身份证去各区的办证大厅公开办理，非常方便，不需要求爹爹拜奶奶说好话陪笑脸，大佬张的权力一下子失去一大半，人也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威风。于是，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起，他和贺曙光的关系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有些拘谨了，不那么放肆了。比如现在，他见贺曙光的烟吸完了，立刻就敬上去一根，而且把打火机打着了火，凑上前，替他点火。而贺曙光不知道是心不在焉，还是已经习惯他这样，竟然连客气都没有客气一下，坦然接受了。
贺曙光虽然并没有特意看大佬张，但大佬张的眼睛还是本能地躲闪，他不敢看贺曙光的眼睛，准确地说，是不敢让贺曙光注视他的眼睛。本来贺曙光在想自己的问题，并没有注意大佬张的反应，但是，大佬张这样刻意地躲闪，反而引起了贺曙光的注意。于是，贺曙光就看着大佬张，或者说，是注视着大佬张的眼睛。大佬张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张开嘴，想说，准确地讲是想问，问贺曙光：你都知道了？但是，那天有些奇怪，明明大佬张嘴巴张开了，而且也说了，但是声音却没有发出来，发出来的只是一团气，而且是没有引起声带震动的气。这下，贺曙光更加疑惑了，本来就注视着大佬张的眼睛瞪大了一点，大到可以说话的程度了，并且真的就发出了话：你怎么了？或许曙光的眼睛并没有说话，只是大佬张自己感觉贺曙光是这个意思，于是，他就想回答，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好在恰好在这个时候，郭辉到了，算是给大佬张解了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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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辉比大佬张清醒，他知道贺曙光这时候把他约到这个地方来肯定是谈工业区征用的事情。事实上，他一直在注意着这个事情，关心着这个事情，说白了，他想插手这个事情。因为他现在兵强马壮了，不满足于在城中村里面小打小闹了，他想走出城中村，做大工程，而拆除工业区建设市民广场就是大工程，如果他的鹏辉公司能接手这样的大工程，那么以后什么样的工程不能接呢？所以，郭辉这次是志在必得。
郭辉这样做也是被逼的，因为就在前几天，政府刚刚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城中村内所有的项目一律停建。一开始，原著居民们还以为是有关部门耍的花招，是逼他们在皇凤岗工业区征用的问题上就范，因此，他们还打算上政府门口静坐，或者是把他们村门口这条道路堵上，以示抗议，但是，还没有让他们来得及商量出到底是静坐还是堵路，就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证明这个通知不是专门针对他们罗沙居委会的，而是针对全市所有的城中村的，只好认了。原著居民们是认了，但是郭辉却苦了，工程一律停建，他吃什么？所以，他现在眼睛盯着工业区的拆建，并且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他迎来新一轮发展的机会。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城中村项目一律停工虽然给郭辉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但是并没有伤他的元气，至少，这属于不可抗拒力引起的停工，他不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他仍然满面红光，一副吃撑的样子，比贺曙光轻松，比大佬张得意。
“怎么，得禽流感了？”郭辉进门就说。
贺曙光笑笑，比较矜持。不是装的，是习惯。居民委员会主任在内地是小官，小到根本没有人把他们看成官，但是在深圳是大官，大到实际手中掌握的资源比内地一个县长都多的官，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干长了，贺曙光也养成了内地县长才有的好习惯，除非见到上级，否则不拘言笑，实在要笑，只能是小笑，不大笑，具体表现就是笑的比较矜持。
大佬张的表现正好相反。他一见郭辉来，紧张的心情马上就放松下来。一方面，他不必回答贺曙光用眼睛提出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即使真要回答，他也不怕了，因为此时的大佬张相信，既然把郭辉也叫来，那么肯定就不是谈他所担心的那件事，只要不谈那件事，他就不怕。
由于放松得猛了，矫枉过正，大佬张这时候表现得有些兴奋，热情地为郭辉让座，而且又是倒茶又是敬烟，搞得好象是他自己有什么事情求郭辉帮忙一样。
郭辉的脑子没有乱，他喝着茶，抽着烟，一面客气地招呼着，一面让自己静下来。他已经猜到贺曙光找他来是谈工业区征用的事情，他也正好想谈这件事情，但是，他不说，要等贺曙光自己说。
郭辉一安静下来，大佬张一个人热闹不起来，自然也就安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已经相信贺曙光肯定不是跟他谈他担心的那件事情了，所以并不害怕贺曙光的目光，敢于主动地把目光迎上去，看着贺曙光的眼睛，意思是问：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贺曙光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恍惚之间感觉自己是在开会，这时候见人到齐了，并且人家拿眼睛看着他，就知道自己该说话了。
贺曙光又使劲地吸了一口烟，吸得太恨，熏得眼睛有点睁不开，他就这样一边邹眉头躲着从自己鼻子嘴巴里面冒出来的烟，一边把剩下的半截香烟使劲地在烟灰缸里面捻，捻灭了，并且烟头部分已经捻碎了，相信烟头绝对不会死灰复燃了，才开始正式说话。
贺曙光讲的比较平静，也比较简单，说王市长专门找他谈了，工业区征用的事情他顶不住了，问他们两个他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佬张说“这事别说你顶不住，换上任何人也顶不住。这是大势所趋，大势不可违呀。”
贺曙光和郭辉都没有说话，但是从眼神上看他们是支持这个观点的。
大佬张受到了鼓励，继续说：“再说，这帮人也太贪了，以往挣的不算，另外再给两个亿，还嫌少呀？要是当年管理区硬是不给办手续，现在按荒地征用，他们还不是认了？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我的意见是立刻召开支部会，先在支部统一意见，然后召开居委会班子会议，形成一致决议，算通过，不必征求每个村民的意见。”
大佬张说的慷慨激昂，但贺曙光和郭辉却没有跟着热烈。贺曙光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显得更加平静。这时候他平静地把自己的目光从大佬张的脸上平移到郭辉的脸上，看着郭辉的眼睛，意思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郭辉微微地摇头，说不行。大佬张问怎么不行？郭辉看他一眼，又看看贺曙光，贺曙光对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鼓励他说。郭辉嘴角动了一下，想说，但是又忍住了，仿佛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没有绝对的信心。贺曙光又点了一下头，郭辉仍然有些犹豫，但对贺曙光的点头不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才勉强说了。
郭辉说，问题不会这么简单，虽然他不算村里人，但是对村里的情况还是了解的。像这样重大事件，在过去，一定要经过村民大会的，如今村虽然不存在了，但股份公司还存在，所以一定要经过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归股东大会，党支部和居委会的决议不能代替股东大会的决定。其次，支部和居委会班子成员也不是铁板一块，形成统一的意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别说公开反对，就是到时候他就给你来一个不表态不吭声，会议就开不下去，要是真吵起来，谁是多数谁是少数还说不定。还有就是形成决议了，但是村民的思想并没有通，少数委员在会上不表态，但会后找机会跟你搞搞正，鼓动群众跑到政府静坐什么的，事情反而更加不可收拾，谁负责？
郭辉说完，大佬张不说话了，甚至有些难堪，感觉自己差点又好心办了坏事情。
贺曙光显然是同意郭辉的观点，因为这时候他明确地点了点头。同时，继续盯着郭辉的眼睛，鼓励他继续说。
郭辉思考了一下，继续说：“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仍然没有想好。问题的关键是找出一个既让村民满意，至少是基本满意，又让政府能够接受，至少勉强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才行。”
“让政府再加点钱？”大佬张问。
贺曙光听了没有说话，但显然他不同意这样做，或者是他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他几乎是本能地非常轻微地摇了一下头，轻微到如果不是特别注意，几乎察觉不了的程度。但是，郭辉察觉到了，因为他一直特别注意着贺曙光脸上任何一点点变化。
“如果政府同意当然更好，”郭辉说“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
郭辉这句话说得比较慢，一边说着，一边还注意着贺曙光的反应。他发现自己的前半句话说完的时候，贺曙光有一个非常微小的摇头动作，而后半句话说完的时候，贺曙光又有一个几乎是本能反应的点头动作。
郭辉接着说：“如果那样，我们就等于是给王市长找麻烦了。”
这时候，郭辉看见贺曙光实打实地点了一下头。
“那怎么办？”大佬张问。
“所以要商量呀。”郭辉说。
在后面的交谈中，他们进入了商量阶段。商量着怎样找到一个村民基本满意政府勉强接受的折中方案。
在这个商量的过程中，大佬张的主意最多，连给王市长个人送好处的主意都想到了。贺曙光的主意最少，少到他自己几乎没有主意，而是听着大佬张和郭辉说，仿佛他今天的任务就是当裁判，判断大佬张和郭辉两个人中哪一个人的主意最多最好。最后，当然是大佬张的主意最多，郭辉的主意最好。
郭辉的主意不是一下子说出来，仿佛他事先并没有主意，而是在大佬张启发贺曙光的鼓励下逐步形成的。
郭辉先是说让政府再出钱不是个好主意，后又说但是如果政府不再追加一些实惠给村民也不行，如果硬执行，说不定能引起更大的麻烦。郭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给大佬张一个启发的机会，也给贺曙光一点鼓励的时间，然后他才接着说。但是，从这里开始，他悄悄地切换了概念，把政府给钱变成了给实惠。又经过几轮反复，把给实惠转变成了给政策。直到这个时候，贺曙光才听出了眉目，并且他自己的眉毛也向上挑了一挑，脸上带着笑容问郭辉：给什么政策呢？
郭辉又思考了一下，至少看上去是又思考了一下，说：“反正我觉得让政府再出钱不好，也不可能。我的意思是，仍然维持两个亿的征用费不变，但另外再给一些政策，这个政策能让股份公司得到一些实惠，等于是变相地增加了征地款，这样，王市长那边好接受一些，村民的工作也好做许多。”
郭辉说到这里，就等于是亮出了自己的方案了，因为这个时候无论是贺曙光还是大佬张问：什么政策能达到这个效果呢？那么，他可能会继续假装思考一下，然后装作突然想起来一样，抛出自己的方案。所以，这时候他故意不说话，在等，等待着贺曙光或者是大佬张发出疑问。
不用说，贺曙光是不会轻易开口的，不过这没关系，贺曙光不开口，大佬张开口。大佬张一开口，郭辉就进入了兴奋状态，因为他精心策划的方案马上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大佬张“启发”出来了！
为了不让自己喜形于色，郭辉这时候故意端起桌子上的茶杯，轻轻地抿一口，仿佛是漫不经心地听大佬张说。但是，等大佬张一说完，郭辉一下子没有忍住，噗地一口把茶水喷了出来，差点溅到贺曙光身上，把贺曙光和大佬张都吓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