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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从文当年还写了四年的情书呢，你只写了一年，就等来了这杯甜酒。你这个没有耐性的小傻瓜，真是走运啊——连那些坏人也来帮你的忙，促成我们的爱情。
一、宁萱的信
廷生，我一生最爱的人：
在我们通信的这一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心里有了一个爱人，眼里的世界也像是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即使我在写一份无聊的商务报告，也像是在写一首诗歌。
这些天里，我像生活在一个做不完的梦中，又像生活在一种源源不断的激情之中，我不再思考，我被喜乐浸透了。
我换回了那本破旧的火。我拿着你送给我的那本崭新的书，到阿明的书店里去交换。
我一直没有告诉阿明，一年之前我通过他的小书店认识了你，一年后我与你就已经成为无法分开的爱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书店是我们爱情的发源地。
阿明觉得我的要求很奇怪，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一本一模一样的新书换旧书。
"两本书的版本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以新换旧呢？"阿明迷惑不解地问我。
"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我将来会告诉你原因的。"我故意在阿明面前卖个关子。
我想，不妨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一段时间，有一天，你到扬州来的时候，我带你到他的书店里去。然而，我隆重地向他介绍你，再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那时候，他将是怎样地惊讶啊。
阿明同意了我这个"古怪"的要求。
阿明曾经跟我说起起过，两年前，他还在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你的这本火，顿时像遭到电击一样。他心中原有的那些教条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阿明立刻把这本书推荐给室友看，大家都被迷住了。
后来，阿明想跟室友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寻找并看望火的作者。国庆假期，一切都安排好了，俩人一起背上旅行包来到火车站。然而，天公不做美，他们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因为钱包被偷走，他们最终没有能够成行。此后，由于学习越来越忙，北上的计划一再推延，直到毕业都没有能够成行。这成了阿明的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现在，他身体残疾了，更不方便出门。
阿明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差不多在一边"偷着乐"。我想，不久的将来，我把你直接带到阿明的这个小书店里，给你们制造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见面。
这也算是对阿明不知不觉地给我们两"牵线"的一种报答吧。
这本火已经比一年以前我遇到它的时候更加破旧了。
自从我读完之后，它又在许许多多人的手中流传。这一年当中，又有多少人读过它呢？其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知音"呢？我猜想，阿明的登记薄上大概有详细的登记。不过，我没有请求他给我翻看——他会对我的举动感到更加迷惑不解的。
回到家里，我用透明的胶纸粘好书脊，并且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它经过我的修补和包装，旧貌换新颜，又像是一本新书了。
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我会带着它，把它作为我送给你的定情礼物。这个礼物比钻石和黄金更加珍贵。
这本书虽然是你的处女作，但它比你以后写的所有的书都更重要。你以后的书，在思想和文采上，都必将超越这本书。但是，它们再也没有可能像火这样彻底地改变我们两人的生活。
我读完你读来信，产生了很多感想。我认为，汉语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汉语的枯竭，是因为生命的枯竭。因此，拯救汉语，也就是拯救生命。
而要恢复汉语的活力、恢复我们生命的活力，首先必须恢复的是我们爱的能力。
一个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就是精神的复兴。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甘地。
甘地用爱拯救了印度，赋予古老的印度文化以新的活力，赋予每一个印度人以生命的觉醒。甘地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伊斯沃兰指出："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本世纪看作甘地的时代，而非原子时代。"我相信伊斯沃兰的这一结论，它将在未来的若干个世纪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甘地"呢？"甘地"在中国的出现，将意味着希望和转折的出现。
甘地终身信仰爱、真理和非暴力，直到被狂热分子所暗杀。
在一个晚霞艳丽的傍晚，甘地像往常一样双手合什祝福他的人民。这时，一个青年男子冲到他的面前，向他开枪，用暴力刺杀了这位"非暴力之父"。
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
年轻的甘地在南非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他饱受屈辱的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甘地还是一个律师，他到南非去办理一件诉讼案。上司为他订好的头等车票。他充满了希望，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建立起在自己的国家没能建立起来的事业。
火车抵达马瑞兹堡时，有几个欧洲人走进车厢包房，这几个白人一看到有色人种，立即就召来列车服务员。其中一人直截了当地叫甘地离开，到三等车厢去。
甘地反抗说："我有这个车厢的车票。"
"这没有用。你必须离开。要不然，我叫警察赶你走。"
甘地愤怒地回答道："你可以赶我走，但我有权呆在这里。我决不自动出去。"
结果，甘地被警察赶下了火车，在荒凉漆黑的火车站呆了一夜。他的外套和行李都被乘务员拿走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冬天，是在南非寒冷地区的一个十分严寒的冬天。我的行囊是我唯一的外套，而我却不敢把它取回，因为我不愿再遭受一次污辱。我瑟瑟地坐着，屋里没有一丝灯光。"
他独自一个人坐着，在黑暗中颤抖，充满愤怒的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竟然有人以折磨他人为快乐。让他愤怒的不仅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和侮辱，而是人对同类的残忍。这种残忍存在几乎于所有人之间——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也存在着。
凌晨时分，甘地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留下来，他决不回头，决不当懦夫。"我是就这样屈服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还是为了改变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们的命运而做点什么呢？"这个曾经在法庭上讲不出话来的人，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而有力地讲话、写作和组织。
很久以后，有人问起甘地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时，他讲述了以上这个故事。那时，由于天生的肤色，他不得不经受磨难、遭受侮辱甚至袭击。但在内陀群山中漫长的一夜，使他决心永不向暴力低头，也绝对不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上，都会出现我们自己的"马瑞兹堡之夜"。可惜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由黑暗的夜晚走向更加黑暗的夜晚；而甘地却在黑暗中坚定地走向光明，走向温暖，走向幸福和爱。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与甘地一起战栗，我如饥似渴地分享着他的耻辱和喜悦。我自己仿佛也成了那个中途被赶下车的年轻旅人，在一个破旧的火车站里饥寒交迫。
是报复，还是爱？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将遭遇到并做出选择。亲爱的廷生，有一天，我们也将遭遇到我们的"马瑞兹堡之夜"，我们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甘地的这种非暴力思想，也正是我们民族最匮乏的精神质素。这一百年以来、这两千年以来，我们的土地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太多的屠杀。血泊不仅没有让我们清醒过来，反而让仇恨更加泛滥。在这样深重的危机中，中国太需要甘地和甘地精神了。
非暴力也就意味着宽容和理解，意味着爱与怜悯。非暴力是柔弱的刚强，是眼泪中的盐分。甘地认为："真理停驻在每个人心里。我们得在心里寻找它，并且受它指引。但无人有权强迫别人照他对真理的看法行事。"
甘地坚信用"爱和尊敬之法"能够使得印度获得解放。甘地的老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对甘地说："您可能了解圣经或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才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说，"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他进而指出，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在个人生活的领域里，甘地同样是一个伟人。
他承认，正是妻子喀丝特拜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按照印度的传统，甘地结婚很早，当时他只有十三岁。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妻子。
在青年时代，妻子是甘地的榜样，她让他看到了如何根除正在侵蚀着他们婚姻的愤怒与竞争——她不是打击报复或火上浇油，而是在甘地爆发和犯错误时不断地支持和宽恕他，总是看到他的优点并默默地激励他活得更好，不负她的尊敬。
渐渐地，甘地开始认识到妻子每天所做的事正是他自己一直崇拜的理论上的理想。甘地效法妻子，结果两人互为师表。甘地从妻子身上学到了耐心，作为回报，妻子也从甘地身上火一样的热情中受到启迪。
甘地经常说，这项长久、磨难、严峻的磨练需要精卫填海般的耐心。每次越过了挡在他们中间的障碍时，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更爱对方，而且对周围的人也更加热爱和耐心。甘地学会将这种爱延及仇敌身上，即使他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他也不怨恨那些来抓捕他的人。
喀丝特拜一生都与丈夫共患难。甘地没有积攒一点财富，但有人说他在精神上是"世界首富"。甘地说，全世界都是他的家。喀丝特拜支持丈夫的这一说法。有记者问她，他们夫妇有几个孩子，她说："我生了四个孩子，不过甘地老爹养了四亿个(印度当时有四亿人口)。"
连甘地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可见，对于优秀的男性来说，优秀的女性是他们汲取智慧和良善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甘地教导同胞们说："从身边做起吧，如果你还无法接受殖民地总督或温斯顿丘吉尔，就先爱你的妻子、丈夫或孩子吧。就让你的爱从这里向外扩展。只要你竭尽全力你就不可能会失败。"甘地自己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前，就曾经历了若干次的失败和挫折。他一直没有放弃。甘地的精神直接回应了人类最深层的需求——那就是对爱永无休止的需求。在圣经中，劝诫人们信、望、爱，而爱始终是第一位的。
我是甘地精神的信奉者。我没有成为甘地的妻子的"野心"，却有向她学习的愿望。她是女性的楷模。
记得从念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被灌输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在我们汗牛充栋的史书上，残酷的内战比比皆是，动不动就是血流成河、伏尸百万。血性和暴戾之气充斥着二十六史的每一页、每一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国人充满着战争的狂热，时不时地叫嚣"打到彼岸去"。这让我怀疑：我们真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吗？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甘地式的人物，我们的文化中也一直没有诞生对暴力深刻的、本质性的反思。每当听到那些鼓吹暴力和战争的言论，我就无比厌恶——假如遭受暴力侵害的是他本人、假如被卷进战争的绞肉机去的是他的亲人，鼓吹者还能够心安理得地鼓吹下去吗？
一位诗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诗："每一颗子弹射向的都是一位母亲的胸膛"，这是我所读到的对战争最真实的写照和最深刻的控诉。只有那些从石头蹦出来的家伙，才会对这样的诗句无动于衷。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首名叫花朵们哪里去了的英文歌曲：
花朵们哪里去了？
花朵们被姑娘们采去了。
姑娘们哪里去了？
姑娘寻找她们的丈夫去了。
丈夫们哪里去了？
丈夫们当兵去上前线去了。
士兵们哪里去了？
士兵们被埋葬在坟墓里了。
坟墓到哪里去了？
坟墓上开满了美丽的花朵。
那些崇拜暴力、血腥和战争的人，真该每天都听一听这首歌曲。
亲爱的廷生，我们都是甘地的信徒，我们愿意坚守非暴力的信念，沐浴在爱中生活。
有了你的爱之后，我也开始用这种爱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准备一点零钱，给那个每天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经在外边漂泊很久了。
永远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日
二、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这两年来，我也日益意识到甘地的重要性。
我经常跟好朋友萧瀚一起讨论甘地的话题。萧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萧瀚心中几乎是不容亵渎的偶像，在朋友圈子里，他是甘地精神最热忱的传播者。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位朋友随口说："作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
听到这种表述，萧瀚立刻站起来大声说："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灵的写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表演。你的说法只能说明你还无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为激动而面红耳赤，他差点就要拂袖而去了。
萧瀚的激动让我感动。可惜，能够充分认识到甘地的意义的国人太少了。国人能够读懂泰戈尔，却无法读懂甘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个子的伟人，带领着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强权政治。他说："爱从不索取，它总在给予。爱总在受磨难，可它从不怨恨，也不报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甘地不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将这个半裸着身体、光着头的老人看作是一个无法归类的怪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地头顶的光环日益褶褶生辉，他让那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统统黯然失色。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甘地为多灾多难的亚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如何实现"甘地在中国"或者孕育出"中国的甘地"，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并且抽了两天跟当地人一起到乡下看了看。回来以后，难受了好几天。心里有太多不得不说的话：关于我们当年曾经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辈，关于所有的中国农民。关于这片富饶或者贫瘠的土地。
我从土地上走来，我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我与土地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当我走远的时候，脐带牵扯得我胸腹之间隐隐作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中国农民体力劳动的艰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中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可是，人们都已然背弃了这句箴言。
在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都是农民，都是不顾寒暑、不避风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背弃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轻蔑农民，其实是在轻蔑我们自己；我们压制农民，其实是在压制我们自己。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这种背叛尤其显得可耻。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核弹和火箭、卫星和网络，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日千里，新新人类的喜好和时尚变化无穷。唯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农民"不单界定着一种职业，更是"贱民"的同义词。
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贾们，这类人在我身边也有好多。在他们的眼里，农村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他们以为农民个个都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得无比潇洒、无比悠闲。有空的时候，他们还会驱车到农村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感慨说："要是生活在农村，接近大自然该多好啊！"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们的谬论而生气。不过，该痛斥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痛斥他们，不留情面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与冷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类人，他们说："农民就该在农村里种地，他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呢？他们搞坏了我们的社会治安！"那副嘴脸，恰似鲁迅先生所说的"先阔起来的人"。
我真想请求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下辈子出生在农村，亲身经受一个农家子弟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中国多少能够透露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春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
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色塑料布包着。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
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饱状态"。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许多城市里的"成功人士"有着以上的这些"前卫"的观点，他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根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现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们连最根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结果"的合理？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有迁徙的自由吗？他们是纳税人，但是他们享受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纳税人的权益吗？
几千年来，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得以运行。粮价国家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国家控制价格，粮价很底，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
举世无双的白条子，压满了农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交易，农民就像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像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
宁萱，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背叛它。
因为土地干裂的那一天，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干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乡是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今天的"天府"再也不成其为天府了。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当"小姐"——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生活将他们逼到了那一步。当呆在家里无论付出多少劳动，却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寻找别的生路。
春节，我回老家给爷爷扫墓，见到了许多依然在那块土地上劳作的亲戚们。一位远房的堂哥告诉我，乡上征收的赋税是国务院规定的数量的十倍。许多名目，他们闹不懂，也不敢问。一问，乡干部们便凶神恶煞般的训斥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不说，计算下来，居然还要倒贴些钱进去！种子、肥料各种费用一年比一年贵，种田成为一件入不敷出的事情。
种水果呢？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今年橙子大丰收，堂哥原本想通过卖橙子收入一笔钱，给孩子交昂贵的交学费，然后买点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顶。没有想到，丰收带来了灾难——橙子的价钱一落千丈，最后除去运费和税费之外，简直就如同白白送人。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让橙子们自生自灭，落在地里烂掉。看着这些橙子，他们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相反，乡干部们却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家乡附近的某个地方当乡长。一年之后，我们一帮同学聚会，他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威风八面地来了。他慷慨地为我们的聚会买单，还建议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厅玩耍。他付完款后，立刻要老板开发票——我们都知道，他有报销的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将是他实际工资收入的若干倍。因为他们报销的数量，几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个乡是我们县最贫困的一个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川民间流传着一个叫"土地爷搬家"的笑话，从古代讲到今天，从来不会过时。从前有个县官，三年任满，抱着搜刮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回家。回到家里，县官得意洋洋地揭开最大的一个箱子，惊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躺在财宝上，县官喝道："何方老头，钻进我的箱子干啥？"老头答道："小的是老爷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爷把小神管辖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无地容身，只好随老爷来此求碗饭吃。"笑话讽刺官僚入骨，却也饱含了农民无限的辛酸。土地老儿还可能蒙县官赏一碗饭吃，老百姓呢？
今天的那些基层干部，照样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个县城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官是从外地调来的，家眷不在本县。春节期间，县委书记大人回到在邻县的家中过年，人还没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已经蜂拥而至了。名曰"拜年"，实则行贿。
据说，一个春节，县太爷一级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万的巨款。这些收入完全是隐蔽的，没有账目可以查询。这些钱最终的源头，还不是来自于农民身上？民众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样，就这样渗透得无影无踪。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数农民都还能吃饱饭——这里毕竟还是"天府之国"。而西北地区的某些农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我到过陕西北部的一些乡村，用"衣不敝体、食不裹腹"这句古话来形容农民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
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产业化"了。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鸡、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强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草。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强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干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干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勾兑"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不安定"的"隐患"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安全"而庆幸吗？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民主"，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中国"。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集体"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