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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十而立，然而在现实中，不是所有的男人三十岁都会顺顺当当地成家立业。而我是幸运的：＂而立＂之前，就找到了如意的伴侣，结了婚；＂而立＂之时，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那个时候，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又小又旧。整座城市缩在山脚下，像一片褪了色的芭蕉叶，没有一栋高楼，没有一处商品房。在这样落后小城生活的人们大都很清苦。我们这些从学校毕业分到这里的农家后代，没根没底的，收入低，负担重，手头就更拮据了。作为机关的普通科员，我的工资是百来元，妻子更少些，没能突破百元大关。工资可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每个月必须付40元的保姆费（管吃饭）。妻子产假结束后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只好请了一个白天为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下班后我们自己带，要不然费用会更高。结婚时，我们还借了几百元，每月需要还一点。我们夫妻俩下面都有在校读书的弟弟妹妹，勒紧裤腰带省下几块钱接济他们也是必须的。七除八扣，能留作生活费用的已经是捉襟见肘了。于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精打细算，比如，不吃刚上市的蔬菜、水果；比如，多吃公家粮店买的波纹面。拮据归拮据，但孩子的营养怎么都得想方设法保证，这一点我们毫不含糊。
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妻子单位的一间大约十四、五平米的单身宿舍里。房间的一个角落支起一张廉价的折叠小桌，算是饭桌，同时兼作书桌。房间门口过道上，紧挨着墙壁安一只煤油炉，烧水、做饭、烧菜、炖米糊，全在此操作。由于火力小，用途又实在多，这个小小的煤油炉每天耗去了我们相当多的精力。
当时工作也特忙，总有干不完的活。没有双休日，一周只有周日放一天假，可是又因为值班或加班什么而休不成，这样就要连续上半个月的班。熬夜赶写材料也是家常便饭。值班不仅是接电话、发通知、取信函、分报纸什么，有两件是必干的，无论刮风下雨，一上班就要赶到大老远的食堂去提开水，每只手各提两大瓶，供全单位人用。第二件事就是倒痰盂，走道上五、六只脏兮兮的痰盂必须一个个收起来，徒手抱到楼下公共厕所去洗刷干净，然后再端放回原处。
虽然生活艰苦，工作辛苦，但与许多年轻人一样，心态却是出奇的好，因为内心总是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累并快乐着，用来描述那时的心态是再恰当不过的。这种心态让人感到充实，让日子过得飞快。可是，这样的日子在我的而立之年却一下子被打破了。女儿出生才刚刚满9个月，我却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病魔把我往死亡路上猛托，而我却蒙在鼓里。我得的是乙肝，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肝炎还会致人于死地。为了贪方便，决定就在妻子上班的医院住院。实际上，这样安排也是无奈：孩子还处在哺乳期，妻子没办法扔下孩子到其他医院专门照顾我。
可是，在这个中医院里，没有设传染科，也没有一位医治肝病的专科医生。院方安排一位内科老中医作我的主治医师。老中医人倒热情，至于医术我却不好作评价，也许看其他病在行，但看我的病很不对症，根本控制不住，到入院一个月那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腹水满肚、遍身枯黄、进食困难的危重病人。本地最大三家医院进行了会诊，确诊我得的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亚急性重症肝炎，情况危急，需要立即转院治疗。老中医试图还想留住我，要是当时被留下来，我的生命十有八九就留在了中医院。幸运的是由于妻子和多数医生的坚持，会诊后我立即被转到福州市传染病院接受治疗。
当时，去省城的路况相当差，加上路上要停下来让我呕吐和休息，救护车从出发到传染病院开了近5个小时。救护车开进医院一道门比较顺利，但妻子和同事抬单架过二道门却遇到一点麻烦。我们是午后一点多到达的，值班的是一个女的，不知道是我们的到来影响了她打盹休息还是什么原因，她显得很不耐烦，唠唠叨叨的，动作也是拖拖拉拉的，而且一边开门一边还朝单架白了一眼，扔过来一句话：＂这么重了还抬来干什么？＂言下之意相当明白：抬来也是死，不如死在家里，还要增加人家麻烦干什么！还没进病房看过医生，门房已经判我死刑了，真是有点悲凉。
情况还真的很糟糕，一进病区我就直接被送进抢救室。医生马上忙碌了起来，又是问诊又是探诊，护士则忙着测血压、量体温、输氧、输液。一个姓徐的副院长也随即赶来。他将手探入我的肝区反复摸，眉头紧锁，神情专注而严肃。仔细摸了一阵后，表情才有所放松，说道：＂肝在，已探及到。＂徐院长走后，医生随即送来了病危通知书
感谢上苍，转院后我的治疗极其顺利。在抢救室住了一周，病情日见好转，腹水退得很快，东西也会吃了。于是被转到重病室住。在重病室呆了一个月即被转到轻病室。而在这期间，三天两头都不时从抢救室那边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嚎声，那是因为一个个肝病患者抢救无效离开了这个世界，亲人们只能用悲痛欲绝来表达他们的痛苦。这些被夺走生命的人中有的得肝癌，有的得肝硬化，还有的就是亚急性重症肝炎、爆发性肝炎。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的，也有十分年轻的，其中就有一位四五十的壮年。他入院时看上去还很硬朗，没人伴护，我见他好几次都是自己一手端脸盆，一手提尿盆去卫生间倒。他与我同住在一个轻病室。我心想他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院了，可料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他居然被送进了重病室，重病室才进去两天又被送进抢救室，后来就再也没能从那里活着出来了。这一幕让我亲眼看到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多么捉摸不透，多么不堪一击！
一天晚饭后，一个医生走进病房，与转危为安的我聊起了天，他告诉我，我这种亚急性重症肝炎，目前我们国家医疗水平是两个救一个，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叫爆发性肝炎，一百个只能存活两个，一般病人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半个月左右，死亡之前整个肝爆炸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肝炎如此恐怖！我在暗暗庆幸自己幸运的同时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后怕。
我的而立之年真是多事之秋。我病后不久，在农村老家的小姨子也病了。她患的是胰腺炎，在乡下及县医院治疗，并没能控制住病情。我出院回宁德后，小姨子就转到市医院，住了一小段，也不见好转，又回本地医院，拖了一段时间，人就不行了。小姨子她才23虚岁，正在筹划着婚礼。病魔是多么的残忍！它遍地寻找可吞噬的生命，连一个花季少女也不放过。
小姨子走后，妻子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常常背着我抹泪。病后体虚蜷缩在榻上的我那时真的不知道拿什么来安抚她。她依然没有忘记关心我，只是当她问我人感觉怎么样时，我便尽量装作轻松，说今天好多了，尽管有时肝区还在隐隐作痛
真情永远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最令人难忘的东西。这场大病，让我体验与接受了太多的真情。在我住院期间，许多朋友、同事常常来看望我、安慰我；一些心揣基督信仰的虔诚人士，为我的生命健康不住地祈祷；我的亲人们更是为我操心忧虑、忙前忙后。大姐在我转院前就放下农活从她老家跑来照顾我，转院那天，她目送我上车后立即抱着被强行断奶的我的小女儿回老家。母亲听说我要转院，预感情况不妙，心急如焚，不顾一切放下家里的活计，一路跋涉到市中医院，可救护车早开走了，她打听了一些情况，挂念起已经被送回老家的我的女儿，于是又火急火燎地往老家赶。由于过分焦虑，母亲头发一下子全白了。大妹工作忙，但总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旁。一个叫余爱钦的远房表妹主动为我照看孩子，不要一分钱。我的妻子更是日夜守护着我，她听说什么对我病体有好处，就弄什么给我吃。在传染病院，有时还要深更半夜爬起来为我煮点心。出院回家后，为了方便，学财务的她向护士学会了打针，每天为我进行肌肉注射，免得我跑医院。她妹妹来宁德住院的那一段，她一边要照顾我，一边要照顾妹妹，妹妹作化验检查，她就楼上楼下背着跑，这已经是很累了，但我知道使她更累的是精神压力。
亲情像阳光，无限温暖地抚慰和呵护着我，然而看到妻子明显憔悴的脸庞，想到白发苍苍更加忙碌的老母亲，想到还没断奶就被送到乡下的小女儿，躺在床上的我怎么也无法让自己心安，情绪低落时，那简直是一种煎熬。
阳光很浓，日子很慢。这就是我的而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