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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夜半时分，我总是在梦中惊醒，以十二分的清醒听火车的笛鸣，从远方传来，一声声的如寒秋的雁鸣，带来凄清、冷寂、悲凉，穿过记忆的夜空，历数着一段路途的艰辛。流浪迁徙的灵魂在找寻永久的家园。
父亲在一个地质队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常年工作在野外，偶尔回家来，大多也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要搬家了。我们总是无休止地搬家，一次次地给那不多的家具打包，一次次地上汽车转火车，一次次地面对陌生的新学校、老师和同学。这一切，似乎构成了我童年到少年时期生活的全部。每当父亲从单位后勤处领来草绳、草毡，我便知道，新的旅程又要开始了。于是，看着父亲默默地用草绳草毡捆扎着那些箱笼桌椅，听着母亲叹息着且唠叨着的时候，我便十分地兴奋，要做的一件事儿便是跑到玩耍得最好的同学那儿，以炫耀的口吻向他们宣布：我们家要搬走了，很远哦！
每次的搬家对于我来说都犹如一场美好有趣的游戏，让我欢天喜地。而改变这种欢喜的是一次搬迁中的小小事故。
那一次，父亲因为要参加“大会战”在很远的地方不能回家来，搬家打包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体弱瘦小且要强，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家里的东西捆绑收拾好而不耽误大家一起启程，她日夜忙碌，手脚不停。因为害怕我掉课，她拒绝我帮忙。这天的傍晚，在给水缸缠草绳时（这样可以避免上下车因碰撞造成破裂损坏），因缸重她转不动，缸身一歪，她摔倒在地，而那水缸被摔出一条细细的长长的缝隙。母亲跌坐在地上，泪水“刷”地流了下来。她嘤嘤地哭着，喃喃自语道：“这可咋办呢？可咋办啊！”我怯怯地安慰她：妈，别哭了，咱再买一个就是了！母亲抬起头来，泪眼潸潸地看着我，说：“傻闺女，咱买不起。这个还是公家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和其他职工家庭一样，除了人以外，桌椅板凳、箱柜床板、缸桶水瓶等等，都是公家的。那时，实行的是军队式的配给制。母亲一心惦记着的是公家的水缸，自己的脚被砸伤了却丝毫没有觉察。当她用手撑地也站不起来后，才发现脚面至脚脖全肿了。当她被我喊来的大人们背进医务室，她仍对那个裂缝的水缸念念不忘：我不是故意的，它太重了这个水缸的缝隙，后来被父亲用水泥粘拢，一直用了多年。
因为脚被砸伤，搬家的解放大卡出发时，母亲被优待坐进了驾驶室。在车队到达目的地之前，母亲不曾有过一点快乐的表现，而我也不得不承担起一部分母亲的事情。车队在原野上疾驰着，秋天的冷风吹打在脸上身上，让人感觉到冬天似乎就躲藏在某个角落，伺机而出。我和弟弟们躺卧在铺垫了被褥的木板上面，夜晚看天空中的星星，白天看天空中的秋雁。雁队一列列地朝南飞去，我和我的家人也是朝南行进。可是，我不快乐。这是一次我不再快乐的旅行。听着大雁们一声声欢快的鸣叫，我想象着如果自己也是它们中的一个，该多好啊！
在连续不断的搬家中，我读完了小学、中学。长期的迁移生活，使我时时刻刻准备去应对新的环境。每到一地，都要面对陌生的面孔，陌生的方言，这让我深深感到了一种被排斥在外的孤独、隔膜。它压抑住了我天性中的活泼开朗，让我渐渐地变得封闭，喜欢独处。据说，美国人有三件最伤心的事： moving， divorce， death of children ----搬家，离婚，孩子死亡。这大概是因为家搬得太过频繁而物极必反的缘故吧，生性开朗好动的美国人竟把
它与离婚、孩子死亡相提并论。而搬家对于我来说，仅仅是一种伤感。伤感，犹如乍暖还寒的初春，原野上的风虽然料峭冷人筋骨，但是春的气息、绿的希望犹如石旁的小草顽强地拱土而出；伤感，犹如北风初起的秋日，寒冷的到来，挡不住候鸟们找寻温暖的翅膀。我喜欢久居一地的安定、宁馨，熟悉的环境、珍爱的朋友、和睦的邻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感情停泊地。随着岁月的流失，年龄的渐增，我慢慢适应了经常迁徙的生活。当生活安定，回忆往事时，我又久久不能忘怀流转四方的迁移生活，那种任生命的舢板在每一次波动的峰头谷底颠簸上下的体验，使人倍加珍惜每一次安居的生活。只有踏过千山万水，才能洞悉生命的真实。为此，我羡慕那些成群结队相伴踏上征程的候鸟，它们的自由、幸福全系于有一双强劲的翅膀和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九岁时的我，对母亲说：“妈妈，我多想变成大雁。它们搬家，可以不带一件家具，只带上家人、朋友。哪儿有春天就往哪儿飞。母亲忧郁的目光照在我的脸上：傻闺女，它们是鸟。
是啊，它们是鸟，会飞的鸟，自由的鸟。真的，好羡慕候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