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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我是一名学外文的大学生。记得那年暑假，我在一家书店门前“勾搭”上了一个矮胖的苏联人。我们热烈地用英语交谈，围观的人纷纷伸长脖子打量我这个假洋鬼子，我呢，自然好不得意。谁知当天晚上，我母亲所在的单位的负责人约谈我，当我紧张地来到政工组办公室，只见墙上赫然出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横幅，我顿时手脚发麻，语无伦次。平心而论，他们完全是例行公事，态度并不粗暴，其中一位甚至相当温和，但墙上八个字吓着了我，以致我一连几天失眠、心虚、焦虑。
现在回想这件事真是可笑。我不过找那苏联人操练了几句英语口语，没有谈任何政治问题。俗话说，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按说我应该不卑不亢，从容应答才是，然而我当时的确有一种犯罪感，我想，这不仅仅是我的心理素质太差，更在于政工干部把攻心术学到了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看，他们又是引诱又是威胁，天晓得犯了哪条！你心中无底，惴惴不安，为了避免大祸降临，难道你不愿意老老实实，争取宽大处理吗？
我猜，我们的办案人员把这八个字挂在嘴边也不是存心害人，而是图个省事——先给你个下马威，诈你一下，弄得你乱了方寸，不敢不招，免得查证之繁难。问题是这样做有损一个人的尊严。既然我们都是有尊严的人，干嘛事情还没搞清楚便以“从宽”或“从严”论罪？何况，一些办案人员想当然，急于求成，很可能导致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中国历代昏庸判官草菅人命的种种恶劣行径更使我想起国民党蒋介石一句恶狠狠的名言：“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这还算是人话吗？说穿了，搞“有罪推定”实际上是独裁的需要，独裁者岂肯放走一个犯人？
我认为办案人员切勿轻信口供，特别是不能逼供。我比较欣赏欧美警察抓人时打的那句官腔：“你可以保持沉默——”他们好象从未使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引诱威胁。有了人证物证还怕你不交代？你犯到哪里我办到哪里，要是拿不到足够的证据也只好放人，因为放走一个坏人总比冤枉一个好人强；放走的坏人一旦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还可以再抓，而冤枉好人所造成的心灵损伤则难以弥补。
我建议公安机关废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令人反感的八个字。如前所叙，这八个字大大损害了为人的尊严。个人丧失尊严，国家和民族也谈不上多少尊严。我们老是抱怨外国人欺负我们，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即使真犯罪，作为一个人，起码的尊严也是不能剥夺的。如果人人学会自重自爱，把尊严当作自己的生命，那么社会的犯罪率必然大大降低，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1998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