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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兵起
卻說我從廣西回來時路過上海，見了古泳今，他今在中華日報，要我撰稿試
試，到胡村后我就寫了一篇論中國手工業，又一篇分析該年的關稅數字，寄去發
表了，都當即被日本大陸新報譯載，且被轉載于經濟學論文拔萃月刊。中華日報
以為有了面子，就請我當主筆。本來是當總主筆，因我謝絕林柏生，說不想加入
汪派，故總主筆讓給了古泳今。
是年五月英皇加冕，從外白渡橋到英租界入晚一派火樹銀花，夏天發生蘆溝
橋事變，接著就是八一三，世事好比潮音，歷歷天數，但一時言語欠明白。
八一三之夜，大場一聲砲響，接著又是幾聲砲響，我出報館到北四川橋邊去
看。北四川路住戶店鋪白天已搬光，此刻燈火全無，只望見虹口過去煙燄紅了半
片天，那邊機關槍夾大砲，如急雨里夾雜雷聲。橋邊黑影里還有幾個人也在看，
我聽見他們偶或在自言自語。這稀稀落落的人語，如庾信賦里的“鶴訝今年之雪
，龜言此地之寒”夜半龜鶴對人世微微有驚異。
第二天上海滿街難民，人人皆覺得大事當頭了，且有哭泣嘆氣的，但下去如
何呢，他們也並不怎樣深刻的去推測打算，中國人的現實，落難中亦只是火雜雜
的，到不得浪漫。戰爭的殘酷其實亦有著限度，只當它是一種事理，即省了巫魘。
此后秋雨淅瀝，戰爭漸漸遠去，難民又回鄉種田地做生意去了。轉瞬年關，
上海依然物阜民殷，南貨店水果店綢緞店龍鳳禮燭店里的年貨，一包包金字大紅
把頭紙，都是吉祥如意，雙囍連環的取意兒。長長的戰爭，但覺無限江山，金烏
墜，玉兔東升。
我與妻兒遷避法租界。中華日報從開戰就停止發薪，一律改發生活維持費四
十元，我新從廣西回來，此地未有交游，無處通融銀錢，可是三人租住一個亭子
間，房租已去了十二元，一時且又青菜木柴騰貴。冬天慧文又分娩，我晚上去報
館，日里在家照料產婦及嬰孩，又帶領宁生。宁生纔四歲。我還洗衣煮飯，冷天
清早起來就去后門口風地上生煤球爐子，與鄰家的娘姨們一道，卻彼此都不同情
，與上海人我實在尚未習慣。買小菜是每天二毫，其中一毫買牛肉，專為產婦及
宁生，還得省出錢來給宁生喫奶粉。我每上菜場，見那些東西可買，又那些東西
買不起，與其說愁慘，宁說是對凡百皆有一種至心在意。后來嬰孩患了肺炎，是
看的兒科祝慎之，到底無救，但凡有點錢，亦不致這樣。我去向林柏生開口，兩
次只商借得十五元，柏生也慳刻。嬰孩殮在小棺木里僱人挾去，雖出生尚只二十
日，也是父子一場，傍晚燈火街道，我步行跟隨送到普善山莊。
但我還有心思看世景。世上窮的不止我一家，他們有的還做人比我端正。又
尽有日子過得舒齊的人家，雖是他人有慶，好像我亦有份。
如我那二房東，他是南貨店倌，他店里家里一般熱鬧興旺，大塊的醃肉，大
個的青魚，及金絲黃芽韭菜，只見他拿回來家里。他的妻年紀三十左右，生得斯
文白淨，是民間唱詞里的娘子，上海人家竟也這樣綿密深穩，有情有義。我與他
們雖不叫應，看看亦心里覺得好。有時我還聽見這位二房東在和他的夥伴談論抗
戰必勝，我亦覺得世事這樣可靠，當然必勝。
倒是與文化人我不大合得來，因我與他們每以理論相抵。但亦只是報館同事
姓蕭的夫婦偶來我家，寒暄喫茶坐一回。他們身上一股日曬雨露氣，好像隨時都
可到大后方去，我也心里敬愛。他們雖或只是浮沫，亦因中華民國實在水深浪闊。
惟我沒有打算。有時帶宁生去散步，就在住的地方桃源村過去不遠，轉彎處
馬路寬闊爽蕩，路旁邊洋梧桐，人家都是法國式赭紅建築，路上卻少有人行，西
風落葉，日光淡遠，秋天就是使人思省。
過年戰場益益西移。我被調到香港南華日報當總主筆，用流沙的筆名寫社論。偶或也看看他報的文章。只有一個叫喬木的倒是不錯，我當下不無愛才之意，
但是沒有特為想要打聽，我還在蔚藍書店兼事，蔚藍書店在皇后道華人行，是國
民政府戰時研究國際情勢的機關，我與林柏生梅思平樊仲雲分擔按月寫一篇報告。但我有些不入他們的淘伴，惟與樊仲雲要好。
樊仲雲只大我四歲，但我還在中學讀書時他已成名，所以我總存著對長輩的
敬重。他也是嵊縣人，與我鄉下胡村只隔八十里路，他叫我蘭成，我仍叫他樊先
生。他寫國際問題的文章另有一種清和平正。他有時請我到皇后道咖啡店喫點心
，香港是個無情思的地方，他卻灑落如在上海。
但是便對樊仲雲，我亦不常接近。此外南華日報的同事，我亦少有與他們一
同玩。曾仲鳴到過香港，林柏生約蔚藍書店諸人去見，其時熱天，他對張顯之說
，去時最好打領帶，意思是對我，我就謝絕了沒有同去，以此仲鳴生前我與他緣
慳一面。汪先生的親信尚有陳春圃在香港，我亦一直不知不問。
我住在薄扶林道學士台，鄰居有杜衡、穆時英、戴望舒、張光宇、路易士，
他們都是文學家或畫家，我亦只與杜衡玩玩，餘人不搭訕。林柏生他們有社會地
位的人，我雖不看得了不起，又要高攀我亦不來，但我對他們自有一種謙遜，單
為敬重現世，而我卻像易經里的“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未嫁女子的身份未
定。
林柏生大約當我是呂布，陳登謂曹操、“明公養呂布如養鷹，飢則為用，飽
則颺去。”我的薪水只六十元港幣，想要離開也沒有路費。我在香港照樣穿藍布
長衫，下班就回家，時或自己上街買小菜。又或是帶宁生到就近山邊捉蜻蜓，撲
蚱蜢，但是沒有登山望海的雄心，且亦很少出去行街看看商店。香港夜里明燈照
海如珠環，我卻早已就寢。
及廣州武漢亦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輪到我寫報告，我判斷自此軍事將
成長期相持之局，中日間的政治活動將出現，外交形勢則英國將退卻，美國將由
旁觀轉向介入。是年冬，汪精衛先生脫離重慶到河內，響應近衛聲明，發表艷電
，主張講和。
艷電發表之日，我一人搭纜車到香港山頂，在樹下一塊大石上坐了好一回，
但亦沒有甚麼可思索的，單是那天的天氣晴和，胸中雜念都盡，對于世事的是非
成敗有一種清潔的態度，下山來我就答應參加了。當時諸人皆興奮相告語，以為
國人必紛起響應，我對泳今說不然。我發表社論，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
，作成中日和平。
和平運動初起時，從汪先生夫婦數起連我不過十一人，其后成立政府，也奄
有東南半壁江山，擁數十萬之眾，直到覆亡流離驚恐，但是世上其實亦平平淡淡。我與和平運動是一身來，去時亦一身去，大難過去歸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
塊頑石，汪政府在南京建都五年，像一部金陵十二釵的冊子，到此只有碑上的字
跡歷歷分明，當年的多少實事虛華，真心假意，好像與我已沒有關係，卻是這些
字跡已還給人世，還給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