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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靈夜歎
卻說還都之日，文武百官扈從汪主席謁陵。我與古泳今同車，他今為宣傳部
秘書長，在我屬下，但兩人仍是平素之交，我們到了中山陵還到明孝陵。我覺明
孝陵好，中山陵的建築設計太刻意，不及明孝陵的山河同一色，歲月無分別。
下午回城進中山門，春陽滿田疇閭闔，車中泳今說起德軍大勝，很興奮，我
道德國要敗，當下他待反駁，但是只關照我這種話對他說說不打緊，對別人不可。我偏告訴他，前些日子當著德國外交參贊官的面我也斷言德軍不可能渡過英倫
海峽。我還拿話激泳今道、“便是日本的兵威與汪先生的政府亦不久長。”焉知
泳今就教訓我身在和平運動里，不該是這樣的態度。我見他動了真氣，只好不辯。
我也到各部去看看，見了周佛海，我道、“周先生當初主張組府最力，且在
一篇文章里說，中日間今在進行中的交涉竟不是外交的談判，而是自己人的商量。但現在看來竟是事情很不好辦？”他倒坦白承認，太息道、“我想不到日本人
會是這樣子的！”但是我對他總歸不喜。
日本人是有意打擊跟汪先生這班人的銳氣，因為這班人到底不比前此臨時政
府維新政府的官吏。剛還都時，常聽見那一部會的司長科長在城門口不下車被日
本憲兵打耳光。直到第三年，還發生過日本兵與汪主席公館的衛隊衝突，那是日
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后宮大將來見汪先生，前驅到得門口闖的禍，雙方開槍，這邊
死了衛士一名。
汪政府惟軍事委員會及經濟委員會有日本人的軍事顧問及經濟顧問，各機關
即不設顧問。惟設聯絡員，連汪主席公館亦有聯絡員。國民政府，汪政府，滿洲
國政府及中共政府皆有外籍顧問，其職權各異，或惟以備諮詢，或更與之協議，
或應向之請示，而汪政府里日本顧問的職權則在咨詢與協議之間，向之請示倒是
沒有的。至于連絡員，雖暗寓監視之意，但亦不過是通消息，等于間諜網，因為
他們並無發言權。顧問多少是交涉的對手，連絡員卻沒有這樣的資格。
日本對汪政府平等不平等，干涉不干涉，都還未定，若要根據，只能根據戰
時軍事現狀，但這軍事現狀是停頓著，且漸于日本不利，所以汪政府對日本的相
持不下，進退宁是在于士氣。汪先生到底是出身辛亥革命及北伐的人物，日本人
小覷他不得。且這次他與他的數十萬之眾，雖然大小賢愚不齊，但都是經過兩年
抗戰來的，與滿洲國政府或維新臨時兩政府的出身不同，對日本人當然不服。
日本大使館的一等書記官清水董三，其后事隔多年，一日與我說起，彼時汪
先生幾次與日方的重要會見，他均在場，他道、“我在旁看着，這邊是戰勝國，
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
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
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里不說，心里實在佩服。”
還有汪夫人也是個狠腳色。一日我到汪主席公館的內室，汪夫人與兒女皆在
，不知是怎樣說起頭的，汪夫人道、“貴陽鑄有汪精衛陳璧君的鐵像，照秦檜夫
婦的式赤膊跪著，遊人澆以小便，但我胃口來得個好。”便是這位陳璧君，她可
是一概不見日本人。她到火車站飛機場，日本的新聞記者圍攏來一大群，各各手
執照相機及鉛筆記錄簿，正待一擁而前，卻見副官來說、“夫人有令，不拍照相
，且亦沒有談話！”他們簡直拿她無奈。一次我從上海到南京，火車上看見汪公
館的侍從，問起汪夫人也在這車上，我走過去見她。她是包的一列專車，女兒夫
婦連同祕書副官總共十餘人。我見過了待走回去，汪夫人卻道、“你就坐在這里
，免得日本人闖進來。”
一個樊仲雲，一個我，也是與日本人沒有往來的。偶或見了日本人，那人熱
誠得很，必要握手，說“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我只答“還要等做起來看”
彼時只有中華日報沒有日本連絡員，但也一次虹口的日軍報導班為一條新聞送來
抗議書，我就在那議書上批“著毋庸議”原件退還了。他們也沒有法子。
但我過城門時，像小百姓的不高興亦宁可小心些。一次我從上海返南京，帶
有兩套西裝料子，那還是吳四寶太太送我的，出站時我先坐汽車走了，副官拎箱
子在后，被日本憲兵叫打開箱子抄了去，雖然交涉是要得回來的，但是想想也罷
了。我連不覺得這樣的事是失面子。
我是與淪陷區民間一樣想法，人欺人欺不殺，人有九算，天有一除。還都時
發表中日和平基本條約及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我在中華日報發表社論，對承認
滿洲國表示哀痛，寫道、“這些皆未能算數，卻是要等到國際局勢大變動的結果
纔見分曉。”汪先生看了卻亦不說甚麼。其后汪先生訪問東北，滿洲國人開群眾
歡迎大會，汪先生即席致辭、“我們過去是同胞，現在也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當時熱淚滿眶，日本關東軍的將官亦在座，聽了失色。及回南京，汪先生在
行政院會議上報告，我見他尚不勝悲憤，卻只簡單的一句，汪先生說道、“日本
人真不該那樣！”關于此行經過及滿洲的大工業建設，汪先生卻一語亦不提。那
幾天古泳今求汪先生的字，汪先生寫給他那首舊作、
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徹長夜中，遂令天下白。
他的人依然如昔年刺攝政王時，而這回的和平運動，他真真是做了精衛之鳥，啣
石欲填東海。
大江東流，汪先生及跟他的一代人今已灰飛煙滅，但當年南京的官吏若有好
處，那就是他心里總讓重慶方面三分。他們雖未必以重慶方面為然，卻亦不敢即
以正位自居，連他們的官吏自身，亦自己看看多少有點滑稽，而因此，他們的派
頭倒是與淪陷區的百姓相近。他們亦像淪陷區民間的對日本人，剛剛柔柔，柔柔
剛剛，雖然敬畏現實，而亦仍要講道理，世界上惟中國民間纔有的千人抬不動的
一個理字。日本人要抵抗，只得部下推諉他們的上司，上司又推諉他們的部下，
身當交涉要衝的影佐少將最是滿喫這樣的苦味，他埋怨東京當局，又埋怨現地日
軍。影佐亦與一般日本人一樣，未必有大見地，他單是當著中國人即自覺理虧。
中華民國到底是莊嚴的，而日本的國策則遠在破滅之前已自漸形穢了。
南京政府不成一個類型，而重慶政府則雖后來抗戰勝利了亦未能定局，致有
今天的共產黨禍亂，此是中華民國的流年尚在交運脫運，易經、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宁。
中華民國這部運是從辛亥起義交進，至今尚在盤桓。而汪先生是“雲雷屯，君子
以經綸”又那易經里亦真有好語、“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中華民國是為了將來要王天下，故抗戰之前對日本隱忍，且在抗戰之中亦仍
有一種謙遜。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亦只是存的謙遜之心，幹的平常之事。
單這謙遜而平常即好。不必更說當年汪先生若得伸其志，將不致有今日共產
黨的禍亂。因為成敗自有天意，不是這樣簡單。亦不必更說當年有個南京政府，
淪陷區的百姓到底減少許多苦痛，因為日本軍的暴虐總有一記好擋，而后來汪先
生被掘墓毀屍，南京政府的人皆被判漢奸罪，民間卻仍寄與思慕。但中國的歷史
沒有基督的十字架，那樣要為人贖罪的傲慢，卻是要清潔得多。汪政府的人被審
判時多是承認自己錯了，還希望寬大，但是不覺得有罪惡的重荷，惟犯法是實罷
了，此即仍是那種謙遜與平常。而連錯亦不承認，且終不悔恨的，恐怕只有汪先
生夫婦及我，雖然我于中途離開了汪先生。但這些都是后話。
卻說南京當年對日本的交涉，我是既不參加，亦不打聽，而我當機關報總主
筆，宁願不知道的好，因為不知者不罪，反為寫文章可以強硬。但汪先生總隨時
把交涉的現實說給我聽，他這樣待我好，我當然亦歡喜。一次汪先生提起我的那
篇文章“戰難和亦不易”很感慨，他道、“這次的和約，日方本來還有許多要
求，我說日本是與中國講和，並非說得了汪兆銘即可，我縱使答應亦白白的，因
為中國人民必不聽，所以我不能簽字。”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后，兩人兩盃啤酒，一碟海苔，
稍稍閒談。我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為軍隊的事情，汪先生衝口而出、
“剛纔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並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
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
樣激烈。
又有時是與汪先生喫過夜飯，到庭前階下乘涼，月亮在短垣上出起，汪夫人
自與兒女及陳國祥兄弟在說搭的涼棚，我則與汪先生隨意說話。我提起李鴻章，
汪先生道、“我的情形比他難。李鴻章議和，他背后的清廷是統一的，如今卻蔣
介石在抗戰。”汪蔣雖分離，但兩人尚久久在人前背后提到對方仍用敬稱，我注
意到汪先生是新近纔只稱蔣介石。
月亮已從短垣上出來，階前的暑氣和夜氣，令人想起北伐當年的廣州，但此
地是南京，可以感覺鍾山壓境，大江去無聲，而我是與汪先生在一起。因為剛纔
的話說到統一不統一我遂問起民國元年，汪先生與蔡元培先生代表孫臨時大總統
北上，與袁世凱議和的史實，汪先生竟連月日都記得清清楚楚，好像是今天上午
的事。他說、“孫先生當年雖尚天命未定，他亦何時都有一個光明燦爛的中華民
國在前面。”
但我覺得汪先生所說的好像不大切題。重慶何故不能議和，怕不是這樣簡單
可以責備，而即或是蔣先生出來主持和議了，天下事恐亦仍未可知的。光明燦爛
的中華民國到底是怎樣的，好不叫人糊塗，原來從辛亥那年直到今天，所有發生
過的大事，便皆是這樣的難切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