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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帽子”是镇食品站长，管的是一帮杀猪的屠夫。因为年纪大些，让他当了工作组的副组长，他自我感觉以为是封了八府巡按。黄帽子并不姓黄。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他的那顶帽子。帽子的质地是那种粗呢料子，颜色是那种发黄的草绿。好像在抗美援朝的电影里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戴过这种帽子。黄帽子据说是参加过入朝作战的，不过刚过鸭绿江就接到停战的命令。他那顶黄帽子怎么来的很有些天晓得，总算是有一种光荣可以扣在头上就是了。这光荣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两只小眼睛中间却是一个高高大大的鹰勾鼻子，这本来可以使他显得很锐利凶狠的，可借那两只眼睛没有光，黯黯淡淡的布着红网，说话的时候总是要努力地去撑开它们，像一个熬了很多夜，疲倦到了极点的人。大约是因为眼睛怕光，黄帽子扣得很低，直压住眉毛，使一张本来就短而且窄的脸更加没有了面积。整个地看去，他的头部就仅仅只是一顶黄帽子。从各单位抽来的几个年轻人，立即就据此对工作组副组长作了概括。
县里每到入冬就利用农闲集中力量抓路教，从县直各单位抽很多人下乡去。
“路教”就是路线教育。那时的基本路线共计一百九十二个字，归结起来就是阶级斗争。这斗争具体落实到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工作上，除了抓方向、抓思想、抓路线、学习等等抽象内容外，实实在在的工作主要就是三条：一是不准劳动力离开生产队（即“刹住弃农经商、外出搞副业的资本主义歪风”）；二是督促当年粮、棉（在这个大队就只是菜）、油、猪各项上交任务的完成；三是每天去吆喝劳动力出工，修水库或造田。在黄帽子这个工作组，还要多一件事，就是清理并回收各家各户拖欠的贷款。这地方长期“吃粮靠回供，用钱靠贷款”欠了国家很多钱。
“我们这个组，清欠是最要紧的事，可以说是头等大事。这回县里下了决心，他们是有还的要还，没有还的也要还”
“没有还的拿什么还？”
昏暗的油灯照不到的地方，列席工作组会议的大队书记殷道严低声咕哝了一句。
“没有还的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行就拆屋。总之我们决不能手软。要不然县里派我们下来做什么？吃白食么？”黄帽子很激昂。最后一句，他对着那个发出咕哝声的地方加重了语气：“对我们工作组下来，群众有许多反映，说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我说，不要怕，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
“我不同意！”
工作组里有个人突然大叫一声。他坐在离那盏油灯最远的地方。他看得清黄帽子，黄帽子却看不清他。工作组的头次会，组长没有讲几句话，一个管杀猪的倒神里神气地指手画脚。大家心里都未必肯服。
“我不同意！”
那个人又高喊了一声。
“你不同意什么？”
黄帽子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惊惶。
“我不同意你的错误言论。”
“我错误？什么错误？”
这是工作组内部的会议，除了大队书记外，没有当地的任何一个人参加。黄帽子一直觉得自己讲的是军国机密，是自己人的话，不存在异议的。
“不但有错误，而且是原则性错误。你不是最讲原则的么？第一，你那个头等大事是哪里来的，有文件根据么？反正我没有见过。我晓得头等大事是抓学习，组织社员学马列，学毛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革命理论掌握了群众，精神就会变物质。没有粮棉油诸会变出粮棉油诸，没有钱还贷款会变出钱还贷款，何至于要搞‘三光’政策；另外，要做日本鬼子你一个人去做，我决不做。我要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跟贫下中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黄帽子本来很短的脸成了长形，在那盏离得很近的油灯的映照下变得煞白：
“我们的意思是一样呀，目标是一个呀。”
“否——”那个人拉了个长声“你前面那个说法是让大家只顾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唇面那个说法更成问题，那根本就是立场问题。”
众人看着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一个个很开心，眼睛在明明暗暗的光影里很兴奋地忽闪忽闪，像一片暗夜中的灿烂星星。
先前声色凌厉的黄帽子肩膀塌了下去，一对小红眼睛重又变得黯淡而疲倦，他低了头，只把一顶黄帽子对着会场，低声说：
“我说错了，但是我的动机是不错的。”
“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那个人不依不饶。
他叫李欣，是县革委干事。他有个舅舅在省城组织部门当负责人，县里领导的升降都管得到的。李欣从师范毕业本应该去小学教书，能直接分到县革委来，就得力于这位舅舅。自然他自己人也聪明，又长得一表人材。所以领导赏识，同事眼红。进机关一年多就当上了干事。干事就相当于正科级，根本不会把黄帽子这样小镇上的什么屁食品站长放在眼里。下来的头天晚上，他跟县剧团的女朋友小敏睡觉睡过了头，没有赶上班车。等后来赶到镇上，工作组已经出发了，害得他很找了一阵子。工作组长、副镇长老杨原是说过等一等的。但副组长黄帽子就是不肯，说要讲原则，说了就要算数，县里来的干部也不例外之类。老杨只好由他。憋足了气的李欣一直都想向黄帽子挑衅，只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现在算是等到机会了。
“不争了。时间不早了。大家今天刚来，一路上辛苦，要早些休息。下面分分工，把这几天的工作安排一下”
一直蜷着身子“呼呼”地喘着气的老杨结束了这场争执。在座的人里头，最辛苦的要数他。桌子底下的那盆炭火早就没有几星红火了。他受不了临近半夜的那份寒气。
李欣没有想到，散会之后，黄帽子会主动到他房里来。工作组住在大队部。平时在这里过夜的大队干部都回去住了，把房子空出来往工作组。李欣因为晚到，留给他住的位置只有一张双人床的一半。双人床上的另一个人是县广播站编播的一个小伙子，先前县里开大会，他们常在一块搞材料，两个很谈得来。
“对你不住了啊，这个大队穷得很，找来找去只有这张床，让你们两个挤。”
黄帽子说，并没有提会上的事。
这是一张土改时从当地一户地主家里抬来的那种老式架子床，床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整块整块上好木料的雕花，宽大得像一间屋子，两个人睡根本谈不上挤的。
黄帽子又去摸床铺，说：“你们草铺得这样薄啊。草是有的，该铺得厚些，我去给你们抱些来。”说着就要往外走。
“不不。”
两个年轻人赶忙去拦他。除了按时开车，黄帽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不住李欣的。李欣觉得自己有些刻薄。
李欣低估了黄帽子。他把黄帽子的友好理解成讨好，以为黄帽子是向他示弱。其实黄帽子摸床抱稻草之类，完全是为了向李欣一班年轻人表明，他是一个既有工作上的严肃性，原则性，又有生活上对下属的无微不至关怀的领导人物。这两方面他都是极为认真毫不含糊的。
隔两天，工作组开碰头会，李欣又挨了黄帽子批评。
那天分工，考虑到老杨的身体，大家一致同意黄帽子的意见让老杨留在大队部掌握全面。最多在方便的时候，照应一下大队部所在的这个生产队。黄帽子自己则提出去最偏远的八生产队，以示带头吃苦的意思。那个生产队离大队部有四五里路，逢晚上有会，半夜要摸黑回大队部。但黄帽子作为副组长，还要管片上的工作（他跟老杨把全大队的生产队分成两个片，一个分管一片），还得有一个人专蹲八队。本来以为这会是个问题。来东方红大队的这个工作组，就两种人，一种上了年纪，一种年轻。上了年纪的怕冬天的夜寒，年轻的怕乡下的夜路。黄帽子很慷慨地带头，就基于这种担心。没想到，此议刚出，李欣就说，我去八队。倒使黄帽子有些措手不及，有些失落，仿佛自己的献身精神被人淡化了似的。其他各人都吐了口气，先前压在心上的一道难题很轻易地解开了，都很赞许地去看李欣。
李欣其实有自己的原因。从八队往里再过一道岭子就是县剧团工作组蹲点的公社，李欣的女朋友小敏也在那里。
分工的次日，工作组全体由大队书记殷道严领着，在全大队范围跑了一遍，了解政情、社情、敌情。当天晚上就按照分工，各人到各人蹲点的生产队召开群众会。黄帽子率领李欣去了八队。自己已经让各生产队干部下了通知，晚上七点钟开大会，跟县工作组见面。“七点钟”是提前量，实际预定的是八点钟正式开会。到了晚上十点钟，不说群众，就连队干部都没有来齐。偌大个生产队仓库，零零落落地坐了十来个人，除了二三队干部同黄帽子李欣凑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书案上，其他的都四散蜷在角落里，要不是不时响起的咳嗽，和一明一灭的旱烟火光，就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风从钉在窗户口的塑料化肥袋破洞和墙壁的裂缝里灌进来，扬起草屑和网尘，在空旷的屋子里打着圈。
黄帽子一遍遍地看手表。他自己见人总是介绍说那是作为战利品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很老的一只瑞士表，表面已经发黄，刻度和指针都很难辨清。他就一遍一遍地把手腕子伸到那盏一样昏暗的油灯底下去展览这战利品，又一遍一遍地让名叫“老四”的生产队长去催人。老四也不晓得到哪里转了一圈，又缩着脖子，每回都说“人就来，人就来”但除了早已来的几个人，每回都没有什么人“就来”眼看再不来就不会来了，黄帽子切齿说：“先前还不晓得，下面的政治工作淡薄到了这种程度。这不要复辟资本主义么？阶级斗争太严重了！”
李欣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什么“先前还不晓得”？乡下的事你不晓得？好像自己是哪里来的贵人，脚上的泥巴洗干净了几天？听你一口土话，哪个还不晓得你自己一家人在哪里扒土巴，跟这里人有什么两样呢。
“那就明天再说。明天不行，后天，后天不行，大后天！”
黄帽子后来很坚决地劈了一下手：
“我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
第二天在大队部一吃过晚饭，李欣对黄帽子说：“我先走一脚。”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这时候动身去八队，到了地方离通知开会的时间也还早得很。黄帽子因为想跟老杨商量些事，便很赞许地点了点头，心里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很有朝气，很有工作主动性的。
但是，等黄帽子到达八队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先他出发的李欣。李欣在八队的出现，是会议开始以后的事。因为白天老四发狠做了工作，这天晚上的人到得多了些，而且九点钟前后就来了。老四又去外面打了一转，回来时对黄帽子说：“没有来的怕再不会来了，都是老弱病残，夜里走动不方便。我看就这些人了，开会吧，他们听了精神，回去传达是一样的。”
黄帽子也就很不情愿很不满意地清了清喉咙，庄严宣布开会。
李欣进来的时候，黄帽子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得声色俱厉。屋里灯光很暗，他一个人的尖锐的嘶叫声显得有些阴森，听得人有些迷惘。李欣从人丛中走过的时候就听见几个凑火吸旱烟筒的人在议论：外国人偷外国人的外衣，于我们相什么干呢。更多些的人笼着手在打瞌睡。凡无劳可作的时候，乡下人好像就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打瞌睡。因此会开得就很沉闷。因此李欣的横穿会场特别惹眼，使黄帽子特别痛心。
散会回大队部的时候，黄帽子门头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终于问：
“你到哪里去了？”
“去看我老婆了。”
李欣并不想隐瞒什么。
“那你为什么骗我？”
“我没有骗你，我只说过先走一脚，并没有说先到八队。”
到开碰头会的时候，黄帽子严肃地提出了李欣的问题。
“你必须承认无组织无纪津的错误。”
“我怎么无组织无纪津了？”
“你去看爱人。”
“看老婆（李欣坚持把自己“爱人”说成“老婆”）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休假，你不也要去看你爱人？”
“现在休假了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么激烈，你去看爱人，这还不是严重错误？！”
“我去看老婆，又不是搞破坏，这跟斗争激烈有什么关系？斗争激烈就没有老公老婆？马克思、列宁在世的时候，斗争不激烈？他们都没有夫人？毛主席天天跟修正主义斗，不也有夫人？”
“”黄帽子口齿没有李欣伶俐，憋了一会，吃力地说：“不要讲那么远，讲你自己。反正你有错。”
李欣见黄帽子的大鼻子憋得发紫，心里很熨帖，略略让了一步：
“我的错误是犯了经验主义。前天夜里的会等到十点还没开成，昨夜的会我想就是能开成，起码也要十点。”
“晓得错了就行，下回注意一点。”一直在旁边喘成一团的老杨很艰难地说“下边把一些要紧的事研究一下。”
李欣微微一笑。
黄帽子的大鼻子又是一阵紫胀。老杨的话等于说他小题大作。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毕竟工作组还确实有许多更值得讨论的事。
二
在乡下过日子，需要特别的耐心。乡下人很难说有什么时间观念。把握日子的流逝，只是些很粗疏的概念：冬至了啊，三九了啊，伢子满月的那个月，烂油菜秧的那一年，等等，比较细些的说法也只是夜间日里，上昼下午之类。日子就像一塘浓浓的泥浆，搅也搅不动。
当地人对开会的那种散漫态度，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自觉或不自觉（黄帽子常常夸大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冬天，天黑得早，天亮得又晚，有日头的时间，就那么六七个小时吧。冬夜长，又冷，最好的去处就是被窝。天一断黑，人们就拿热水泡了脚上床，省柴火的人连泡脚也省了。天亮了，要准确晓得日头开始晒墙了，才纷纷起床，喝几口早粥，就去蹲墙脚。害怕春荒的人一蹲就是一天，把中午那一餐省了。等日头落西，回去喝几日晚粥又钻了被窝。开了几次社员大会，每次都是从斗争四类分子开始，并且警告说，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意思很明白的：现在还不是四类分子的人不等于以后不会是四类分子。这样，各生产队先前零星出去做副业的人倒是差不多笼回来了。只是回来了，也就是这样钻被窝，喝稀粥，晒墙脚，又钻被窝，喝稀粥，晒墙脚，周而复始，转空磨子，于学大寨无益。
工作组每次吃了早饭就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去轰劳动力上水利。
东方红大队有一条红旗水渠，公社化那年修的，以后又年年加高加固。就是没有一年存住过水，是条漏底水渠，像个漏斗。漏斗造得再高，究竟还是漏斗。但是年年还要造。因为上边要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土（石）方的数字。数字只要年年增加，上边下边的干部就都安心。但挑土（石）方不如晒墙脚好过，就背地骂娘，说这干的是烂卵的事。为了这句话，黄帽子专门开了一次大辩论会，开展关于学大寨是不是烂卵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自然是一致认为黄帽子的意见正确。
但是，明了理并不等于就落了实。工作组轰劳动力上水利，就像细伢子玩官兵捉强盗，轰了这个，溜了那个。屋场像蜂窝，三转两转，人就溜得把子（火把）不见烟，黄帽子常常气得在村子中间的石板上跳脚，不知哪个缺德鬼就暗中撺掇了一群恶狗，从四面向他扑去，一直把他追出屋场外面一两里地。好歹集中了一伙散兵游勇，到了水库，日头也快照顶了。没有盘几担土，大家就自动歇了坡，要求工作组抓头等大事，就是念报纸。黄帽子就只得念。刚念开，四周就起了鼾声。黄帽子催开工，就有人说，武装头脑的事不能马虎的，我们已尝到学习理论的甜头，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劲，最好学到天黑。黄帽子晓得受了捉弄，却又无可奈何。二流子们说的都是他平时开会说的话，只有气得鼻子发乌。
“这帮畜牲，懒惯了的，饿死活该，你莫跟他们当真。”殷道严时常安慰黄帽子。
征收和催款的工作也不顺利，集中开会也好，分别上门也好，社员个个都是大眼看小眼，一声不响。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总之是听了好像没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泡的样子。黄帽子就想出了一个绝招，让大队发动精壮的民兵骨干，组织小分队，然后交叉进行，让工作组的人负责，带领外大队的民兵小分队上各家各户去落实征收和催款措施。经过请示，县里很快就表示同意，并且称赞这是农村工作的一大发明，要驻东方红大队的工作组总结经验。接县里来的电话的时候，黄帽子激动得手直抖，声音都变了，大鼻子红通通的，冒着豆大的汗珠。完了，他搓着两只手掌，挨挨擦擦地来找李欣：
“大笔杆子，这回怕要劳动你了。”
李欣冷冷地把头转到一边。自从上次那个碰头会之后，李欣连正眼也没有看过黄帽子。黄帽子有什么事，都是跟老杨谈，再由老杨转告李欣。他也不想放下副组长的架子。但这次，他觉得应该忍辱负重。领导，总要有点领导的高姿态的。
“都是为了工作嘛。这个经验，要是总结归纳得好，说不定可以推广到全国去呢。”
当时，他们正在大队食堂的灶间（这里暖和）吃饭。黄帽子在李欣身边蹲稳之后，李欣却站了起来，把碗筷放在灶台上，当着黄帽子的脸解开裤扣，走到灶台后面的粪桶前去撒尿。那只粪桶是做饭兼管食堂菜园的瞎拐（没有瞎，只是害眼病，眼里长年积满了眼屎）方便大家（外面冷）积肥用的，已经积满了半桶。李欣故意让尿柱直入当中，溅起很大的响声。
黄帽子很没趣，饭后就只有去找老杨商量。老杨沉吟了一会，说：“总结经验不急吧，搞起来了，看看，再说，你说呢？”
黄帽子自然不好说别的了。
老杨还是有些预见性的。民兵小分队突击了几天，成绩是有的，从各家各户抬出了一大堆箱子、柜子，还有棺材。抬的时候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让大家真正认识到了工作组不是吃素的。但是把这些东西往大队部一堆，却让人犯了难。不要说这些破烂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值钱，哪个来买？怎样卖？
“先押在这里，让他们拿钱赎。”
黄帽子很坚定。
“他们要是有钱，又何至于让人把东西押在这里呢？”
大队书记殷道严的政见显然从一开始就跟黄帽子有出入。
“殷书记你要站稳党的原则立场，不要保护落后啊。”
黄帽子眼睛尖尖地看着殷道严。
殷道严火气很盛，鼓着眼睛说：
“那就押着吧。过不了几天，怎样抬来的，还要怎样跟人家抬回去。”
局面有些僵。工作组的几个年轻人就越觉得日子无聊。他们本来就够苦闷了。从舒舒服服一张报、一碗茶过一日的县城机关，跑到这个八面不关风的穷乡僻壤，吃喝拉撒睡，没有一样顺心合意。文化娱乐活动是一点谈不到。下来的头一个月头尾在冷死人的谷场上放了两场露天电影，两场都是地雷战。唯一可以消遣时间的是扑克、象棋，却受到黄帽子干预。本来，大家从各单位抽来，都是离了阎王的鬼，哪个也用不着含糊哪个。但是，你本来是想寻开心，却有一张欠棺材钱的脸老对着你。你怎么开心？“我操！”他们只有推棋盘。好像是操一脚民棋，其实当然是操黄帽子。
就装病。头疼、肚子疼，一睡一整天不起来。大队赤脚医生也是年轻人，早串通了的，帮着出伪证。
说不起来也是假的。黄帽子领着守规矩的几位一走，几个人就龙腾虎跃，打牌下棋，改善伙食。
改善伙食其实就只有一个法子：偷猪油。大队食堂是工作组下来以后临时凑起来的。除了公社化大办食堂时留下的锅灶，什么底子也没有。干部下来时只带了自己的定量粮食。每人每月的半斤定量油留在家里，下乡来揩农民的油。大队不知从哪里榨出钱，在公社食品站买了肥肉，熬出油，装了一瓦钵，好让干部们的嘴多少有些油腥。但大队找来做饭的瞎拐却是极吝啬的人。烧菜时根本不放油，只将肥肉——那层猪皮用绳子吊在灶头——每次锅烧热后，用它在锅底蹭一蹭。而且蹭得极小心，生怕蹭厚了会使干部们消化不良！菜熟了，盛到盆里，再用筷子去挑猪油拌菜，一点一点地就像挖耳屎。就这样，手还不停地哆嗦，嘴唇一下一下地咧，每一下都好像是割自己肉。挑完了，拌好了，把菜分给众人。他站在一边，用堆满眼屎的眼睛很欣慰地看着众人，期待着大家对慷慨施舍的赞美。这自然一开始就引起了李欣他们的极大愤怒。但因为刚下来，不好公开发作。便背地打听，才晓得瞎拐虽然年纪跟大队书记殷道严相当，辈份上却是他女人的叔公，竟是一个合我其谁的“皇亲国戚”又在镇文化站唱过曲子，也就是做过“国营干部”的。李欣他们只有隐忍了，窥测时机。碰巧瞎拐又极端负责任，把给工作组做饭看成了神圣使命，从家里卷了铺盖来，每天都吃住在食堂里，以食堂为家。但还是给李欣他们捉住了机会。
每天三顿饭的间歇，瞎拐要去盘菜园。这时候，瞎拐喜欢唱曲子。不完全是为提醒大家注意他在镇文化站唱曲子、当“国营干部”的那段光荣经历，一旦唱起来，他确实很投入，很动情，什么都不再警觉。他唱的老是当地人惯唱的拆白歌：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抄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做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大队几个看家的会计文书之类，在工作组的干部下队之后，也往往找个什么借口溜之乎也。大队部也就成了李欣几个“病号”的天下，听着瞎拐旁若无人的唱曲声，他们就从床上一跃而起，窜入食堂。食堂的贮藏室兼瞎拐的卧室就在灶间一侧，只有一扇同灶间相通的门。这扇门自然是用一把锁军火仓库般的大锁锁得铁紧，但门却是极老旧的，轻轻从下往上一托，便可以把整个两扇锁连结的扇页子从门臼上端下门框。俗话说，锁只锁君子。这样的门锁，连李欣这样的君子也锁不住。进去，便找那只盛猪油的瓦钵。那瓦钵竟被瞎拐藏在了自己极肮脏的床铺底下。那床铺是在两摞泥坯砖上架的几块板。为了安全稳固，万一倒塌不致跌折骨头，架得离地面很近。猪油瓦钵塞进去和抱出来都极费事的。不知瞎拐何以能这样不厌其烦，可见其心机之深。
猪油瓦钵找到之后，先仔细观察研究一番，记住那已经凝成固体的猪油表面上由瞎拐每次“挑耳屎”时形成的图案。然后整个揭去一层，再用筷子在新的水平面上依样画葫芦。取得（李欣他们不肯说“窃得”）的猪油则带回自己的房间，待瞎拐送病号饭来后，用它加餐，果然美不胜收。一连几次，瞎拐竟没有察觉，更添他们的胜利感。
黄帽子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来，见已经“病”了几天的李欣他们还没有起床，便很关切地来问。门从里面上了闩，推了好久，里面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很凄厉。其中还夹杂着头撞床架子的声音，似乎是痛不欲生。黄帽子喊了几声没人应，以为要出人命，猛力撞断了门闩，冲进去，却见两个年轻人，一个聚精会神在表演口技，模仿世上最悲惨的呻吟，另一个笑得满床打滚，为了抑止笑声，不得不用头去撞床架子。
黄帽子紫了脸，对随后跟进来的老杨说：
“杨组长，这也忒不像话了吧。”
老杨却不由得有些好笑，喘了几口，只说：“莫闹！”
黄帽子看出老杨并没有申张正义的意思，转身出去，口里喃喃说：“我要向县里后映。”
黄帽子真正将“反映”付诸实施，是在瞎拐发现猪油失窃之后。
当时，李欣正在用肥皂洗头。头埋在盆子里，满头满脸的肥皂沫子。
“李欣！”
黄帽子在他身后一声大吼。李欣没有住手，依旧翻动着肥皂沫子。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李欣！是不是你？！”
听到提到了极限的变了声调的怒吼，李欣很想笑。他拼命咬紧牙关，忍着。终于能抑制住笑声的爆发了，才缓缓抬起头，把眼睛上的肥皂泡沫抹开一条缝，说：
“是我呀。副组长，有什么事么？”
李欣晓得黄帽子不喜欢那个“副”字，但每次对黄帽子他都偏偏突出这个“副”字。当地人喊公社下来的人——从干部到勤杂员，一津喊“书记”；喊县里下来的工作组干部，一津喊“组长”对李欣他们也不例外。但李欣反而把真正跟组长沾了边的黄帽子喊成“副组长”听起来就格外像贬低黄帽子在工作组的地位。
“我不是问是不是你，我是”
“那你喊我做什么？”
“我是，我是来问你，是不是你”“是我呀。”
李欣那张脸什么表情也看不见，只是一大团泡沫。
这很气人。
“我是问你，是不是贼？！”
“你这个人很有味道，哪个贼是问出来的。”
李欣的嘴巴在一大团泡沫里咧开来。
瞎拐一直就很疑惑，猪油罐出了什么鬼？他眼睛不好，心却是精细的。李欣他们手脚做得再干净，瞎拐心里的斤两总是有了改变。
几个同案犯便一致出卖了李欣。他们晓得李欣在县里许多领导的心目中很得宠，黄帽子没奈何他的。李欣也敢作敢为，把一切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肩上。
“要不要按手印？”他问“最好把手续搞得齐全些。”
“你承认就好！”黄帽子咬牙切齿，熬了一个通宵，写上报材料。半夜起来小解的李欣，经过他的房门，顺手敲了敲，很关切地提醒说：
“注意劳逸结合，莫熬出病来啊。灯油也要钱的。”
黄帽子没有理他，把愤怒都凝聚在笔尖上。
黄帽子控告的结果是县里给工作组长老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询问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老杨是怎么回答的；完了，那边又要黄帽子接电话，告诫说：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工作组内部要注意团结。
黄帽子张了张嘴，喉结很厉害地抽动了一阵，末了还是说：
“好的，好。”
本着县里交待的要团结的精神，工作组重新作了分工。老杨说：“就让李欣跟着我吧，不再定在哪个队。”
倒把李欣提拔了。
三
黄帽子很苦恼。路教快要进入高xdx潮的时候却出现了僵局。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地方干部（主要是股道严）不合作是一种；工作组内部不齐心，也是一种。组长老杨按他黄帽子的观念来看其实也就是一个“民主派”船到码头车到站，因此——不客气讲，思想就有些右倾，态度就有些消极。他一个副组长，权力有限，上下都施展不开。东方红大队的路教搞到现在，就像一个做文章的人忽然觉得没有一个好题目能把做了一半的文章继续做下去。而他原是极想做一篇锦绣文章的。
这天晚上，黄帽子预先想了好多事去同老杨研究，却没有研究出一个所以然。老杨一到夜里就坐不住，寒气一上来，他就喘得老半天直不起腰。今天下午因为开民兵大会，在会上坐了一下午，被从没有玻璃的窗门里灌进的寒风吹了一下午，人觉得去了半条命。晚饭好不容易吞下去几口，就听从众人催促，抱紧个汤婆子上床了事。黄帽子在他床边坐了一会，看看他连自己的哮喘都对付不了，军国大事又何以言之，便怏怏回到自己屋里。胡乱翻了一会文件，什么印象也没留。真是五性烦躁，便也只有钻了被窝。不久却听见了敲门声。
“请进来，门没有闩的。”
黄帽子心里竟生出几分喜悦。他在工作组其实是很孤单的，他要不去寻人生事，就几乎没有人主动来找他。
进来的是李欣，一张脸惨白得怕人。
“有事？”
黄帽子很警觉。
“有。我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黄帽子一掀被子，从床上一跃而起：
“哪个？在哪里？什么时候？”
黄帽子到底是当过兵的，明快而精确。
“我刚才下队回来，快到大队小学的时候，看见殷书记进桑叶的屋。”
桑叶是一个不久前来大队做裁缝的妹子。
“嗯？”
“进了屋就关了门。”
“嗯？”
“我觉得有些怪，就在屋对面的路边站了一会，一直不见殷书记出来。”
“屋里没有灯？”
“好像没有，有也看不清。”
“你来大队的时候，殷书记还没有出来？”
“没有。”
黄帽子的嘴唇抖起来，手也抖起来，在身上乱摸。
李欣晓得他是找烟，便从桌上油灯边黄帽子自己放在那里的一包烟盒里，抽出一支递给他，又端起油灯。
黄帽子凑到李砍端着的油灯罩口上，猛吸了几口，把烟点着，又抖抖索索地很抽了几口，才镇静住自己，说：“走，去找杨组长。”
老杨一双细小的眼睛在灰暗枯瘦的脸上眨了好久，才算听明白了黄帽子的话。因为激动，黄帽子的话有些语无伦次。
“小李你确实看清，是殷书记卢老杨问。
李欣肯定地点点头。
“那你打算怎么办？”老杨又问黄帽子。
“带几个人，去捉奸。”
老杨很厉害地喘咳起来，好久才缓过气，结结巴巴地说：
“怕是慎、慎重些的好。殷书记不是一般的社员”
“老杨，我对你有看法的。这么严重的阶级斗争活生生摆在面前，你怎么看不见！我们现在是要跟阶级敌人斗，跟阶级敌人腐蚀拉拢干部的阴谋斗，不是跟殷书记外，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赶紧挽救殷书记，他正在落进陷阱。”
黄帽子说着，把那个烟屁股又狠吸了几口。
“陷阱”这个词使李欣想到女性的器官。他感到心里的某一角落火辣辣地生痛，又想哭又想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老杨却抓住“陷阱”深究起来：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落进陷阱了哩？”
“夜里往富农女儿屋里钻，有好事？”黄帽子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只是你的推测。他是大队书记，夜里要去教育四类分子子女，你也不能说成是坏事吧。”
老杨避开黄帽子的“阶级敌人”的提法，代之以“四类分子子女”
看得出，黄帽子很气，却一时无话。那颗烟头已经烧到他的嘴唇，他狠狠“啐”了一口。
“不是推测，我可以肯定。”李欣声明。
“你怎么可以肯定？”老杨那双细小的眼睛盯在李欣的脸上。
李欣避开那眼光，垂下头，咕哝说：
“查一下总可以的。”
“查一下？要是人家没有事哩？要是人家根本就不在屋里哩？回头怎样跟人家解释？”
“要是捉住了哩？”
黄帽子反诘：“怎么能只考虑一头，不考虑另一头哩。”
“真要捉，也不能这么个捉法。把人家堵在里头，一点退路也没有，还怎么叫救人哩？真要处理这件事，也不急在今天一个晚上，还可以从侧面做观察，做调查，做工作，尽量叫两方面都不被动。”
“到底姜是老的辣。”李欣想，却忽然觉得这老练沉稳有些可恶。
从老杨屋里退出来，要分手的时候，黄帽子站住，再一次问李欣：
“你是真能确定么？”
“当然。”
“怕吃苦么？”
“做什么？”
“我去守。你肯去么？”
李欣略略沉吟，说：“好。”
他晓得，今夜就是上床，也睡不好的。
各自回屋加足衣服，静静出了大队部。寒气一下就逼到脸上。李欣猛然打了个寒噤。已经下了霜，一地灰白。冬夜还长。李欣觉得刚才那个豪迈的决定有些轻率，看看昂然前行的黄帽子，收回决定却是不可能的了。
他们在大队小学对面的马路边寻到那棵当地人说起码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樟树，在裸露虬曲的树恨上坐下来。树干很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避风是不成问题的。黄帽子好像看出李欣的情绪，便开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说他在朝鲜，虽然没有真枪真刀开过仗，零下几十度的战壕却是蹲过好几夜的。一夜蹲完，有的人就成了残废，他却挺过来了。一边说着，一边稀稀溜溜地揩清水鼻涕。
“没有想到，二十年后，又跟你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黄帽子看来是动了真情，忽然举起手在李欣肩上拍了一掌：
“小李，你是不错的。先前，我有些误解你。”
李欣心里也有一点热热的。他想世上的事有时候真有些怪，昨天还跟乌眼斗鸡似的，今天又成了同盟军。真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对头。
但是一夜过去他们一无所获。
天亮以后，桑叶的屋门开了。桑叶进进出出地忙着早上的事。门一直敞开着，却再没有第二个人出来。
熬了一夜的黄帽子和李欣互相看了看，都看出对方的不甘心，便默契了，向桑叶的屋走去，样子好像是散了步回来。
“你们，这么早。”桑叶有些畏惧的样子。
“你也早得很嘛。”黄帽子说着，一直往前走。
“屋里很乱。”桑叶说着，一面注屋里让人。
外间是一架缝纫机，一张裁剪的案板。黄帽子又径直走向竹篾隔出的里间。里间只有一张小课桌，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子早叠好了。床底下有一口小木箱子，那箱子决装不下一个人的。唇墙的窗子装着栅栏，完好无损。
“你就这一间屋？”
“大队这就够照顾了。”桑叶很感激地说“组长，你有事，尽管叫我做就是。”
“我没有什么事叫你做。”黄帽子一脸严肃“顺便来看一看的。”
“怎么敢劳动你。”桑叶受宠若惊，眼泪在睫毛上亮着，将落未落。
黄帽子不看她，摆了摆手就走了出来。
李欣一直在旁边看着，心里充满了惊讶。怎么也无法把面前这个可怜的羊羔同头天下午亲眼看见的那个风骚女人联系起来。
黄帽子很沮丧，回到大队部时乱甩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