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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性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内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性，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性采访。”
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喘。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交手，一招就溃败。
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紧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采访了一会儿，他直接把胸口的麦克风拔下来，站起来说：“我没时间了，需要去休假，车就在楼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他把我叫住，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另一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向你倾诉点什么。”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
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手机，右胳膊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满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儿，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床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脱，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
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不能采访他们。”
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我只能说：“行，那就采访你们。”她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松开了：“每个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但不采访走不了，我说：“好，把机器打开。”
“你们站好。”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不说话了。
“排成三排。”
没人动，他们有些不满。我说：“摄像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你们要想被拍进去，必须排成三排。”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对“最前面”这几个字似乎很满意，立刻站了过去，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
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胸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美女，照一个。”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选，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交响乐，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被披露出来后，开会时领导表扬大胡子有职业操守，让他谈两句感想。他胖胖地一乐：“没人给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
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洞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领导，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
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爽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
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布朗得了抑郁症，露西问：“你是怕猫么？”
“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映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一个猛子扎人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儿。”
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