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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在接到阿松的指示后立即行动，现在集团公司财力雄厚，不到一个月我们的《港龙日报》就发行了，亚龙电视台也开播了，无论上报纸还是电视台都以清新的快捷的风格使广大读者和观众耳目一新，在我们的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中间是禁止插播广告的，首尾也严格控制，在我们的电视里看不到没事找事扯淡的所谓清谈节目，实实在在的向人们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娱乐节目。
当我们的《港龙日报》把“渣大”的内部情况逐步泄露出来后，整个香港金融界引起了大地震，捎带着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几个专员也给“拔”了出来，原来香港回归以后，那些官场的官员多少也沾了点官僚之气，加上“特首”从这一界开始是自由选举出来的，像资本主义选举一样，选出来的总统多少会同一些搞政治捐款的财团有瓜葛，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所谓民主政治的根本弊端，就像美国两党的轮流坐庄一样，每一个政党上台都会使一部分企业得利一部分企业遭殃，香港实行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弊端是不可能避免的，那几个专员本身就是在帮“特首”竞选的时候立过大功的人，当然会被“特首”安排在好的位置上了，尽管香港有世界一流的监察机构，可是在好的制度靠的还是人，更何况香港的“廉正公署”是直接对“特首”负责而独立于其他权利机构之外的执法机关，没有“特首”的批准恐怕什么案子也不能捅破，更不要说，新“特首”上任后在里面做了手脚。对于这些，国家安全机构都是清楚的也上报了中央，但是，还政于香港市民是国家在最早收回香港时候对香港市民乃至全世界的承诺，看到这种现象大陆其实正在思考稳妥解决的办法，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进入金融界的计划交给了中国银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一个亲社会主义的新兴财团可以利用当然是再好也没有的，更何况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合法的斗争，因此指示中行对我们全力支持，这也是后来由于金融火并演变到政府更迭的原因。
当了解了全部情况以后，我对于我们这种亲“大陆”的政策有些担心了，在香港遇到的问题在大陆也会遇到，我们不过是考虑到香港的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因而才在香港发展，大陆由于各种体制的僵化和政府管官僚的猖獗才使我们没有大面积的在大陆发展，尽管现在的中央政府是高效和廉洁的，特别是008年奥运会以后国家强制推行廉洁，依法治国，但是毕竟我是在国内打拼了半辈子，我知道中国的国情，经常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很好的政策到了下边就走样和变质了，人们常说的“大神好敬，小鬼难缠”也就是这个道理，记得98大洪水的时候，当时的“老总理”去沿线检查，一个“九江”的江堤给“御”封了豆腐渣工程，还有就是在安徽国库调集存粮支援灾区的时候，结果安徽的国库竟然是空的，“老总理”激愤的拍案问道“你们说的到底有多少还是真的？！”国内一些企业的头头原来大多数是国营企业的干部，经过这些年的更换，有许多优秀的涌现出来，但是说起和政策兜圈子、争夺市场、同业“倾扎”这些坏“招”，我们公司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还有在国内特权阶级的裙带公司目前依然存在，那些太子党是倒了一茬又出新一茬，鉴于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一直没有大张旗鼓的在国内发展，以前公司小，不出名，可是现在搞的这么大，对方会不会也盯上我们？看来此次的风险不小啊，我琢磨着要招集骨干开个会，给大家提个醒，也需要找个时间大家统一认识，防止自己内部出现蜕化变质的问题。
我思考着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结构，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儿算哪儿，过去，我们是贫穷的要找“碗”饭吃，现在，饭是有的吃了，可干下去还要为了点什么？企业搞的那么大，名声在外，没有明确的方向怎么带领大家往前走啊，我深深的陷入自己给自己划的“圈圈”里，想“拔”脚清闲恐怕在近几年是不可能的，对于商场上的血雨腥风我已经有些厌倦了，特别是马襄老公的死，弄的我总有一股负罪的感觉。
阿松很敏感的发现了我的情绪低落，他叫我和他一起去休息一下，我说“我们还能‘逃’到哪里没有人知道？”
阿松说“不见得吧，咱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再说我们去休闲也不见得有什么要保守秘密的吗。”
当天晚上，我们坐飞机去了海南，在海南迎接我们的是辉映公司在海南的经理，阿松叫对方给我们弄了辆车，我们当晚就开到了三亚。在三亚那经理给我们找了条普通的渔船，然后叫船老大向外海开了出去，跟着我们的只有一个阿强的手下“沙胆宏”。我们在船上睡在船老大的船舱里，船老大很爱干净，整条船“弄”的很清洁，所有的也是渔船特有的海鲜味道。看着这样的安排我很满意，心情也逐渐的好了起来，在船舱里船老大那出渔民爱喝的“五加皮”酒招待我们，就着海鲜我们喝了起来。然后趁着晕呼呼的酒劲我们都睡在那铺了地毯的甲板上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机帆船的马达停了下来，我也习惯性的醒了过来，阿松还在傍边的地铺上睡着哪，走哪里他都是一付斯文样，眼镜和手表整齐的放在枕头边上，西装也用衣架支好，挂在船舱墙壁的挂钩上，再看我，身上的西装早就“揉”的像“潮州酸菜”一样皱巴巴的，我站起了身，把外衣脱了下来，整理了一下里面的衬衣，好在我平时怕衣服容易脏，一般都穿深色的衬衣，表面上看还过的去。走出船舱来到上面甲板上一股清晨的海风带来了阵阵凉意，蔚蓝的海水在太阳即将喷薄而出的时候显得格外的宁静和妖娆，渔船已经渐渐的停了下来，几个水手正在船边下着钓海鱼的钩子，钩子上挂着不知道是什么的鱼饵，跟着我和阿松的“沙胆宏”坐在驾驶室听着什么，我在甲板上伸着懒腰，象征性的活动活动。这几年工作辛苦，到处东奔西跑的，原来的将军肚早就没有了，当商人其实是很辛苦和高风险的职业，据说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商人的寿命排在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一的是警察，原因就是商人和警察都是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环境中生活，极大的损害了中枢神经的寿命，因而也就很容易衰老和死亡，看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船老大看我起来了，就招呼我到后面的洗漱间去洗脸，这条船上带了不少的淡水，我脱掉衬衣痛痛快快的洗了起来。
一个小时不到太阳从东边的海面上升了起来，看起来好大好大的。“沙胆宏”把一个带有长焦镜的相机递给了我，我不失时机的抓拍起来，然后又和船员们一起照相，收鱼勾，不时被钓上来的海鱼弄的“哇哇”大叫。阿松在我们的喧闹声中早就爬起来了，他也是第一次到海上看日出，兴奋的脸上被初升的太阳照的红扑扑的。看着我们拉上来的各种海鲜在那里如数家珍的点着名字，毕竟是卖鱼的出身，老本行总是忘不了的。
过了一会，船老大叫我们吃早饭了，用新鲜小海鱼熬的稀饭格外好吃，我一口气喝了两大碗，过足了瘾。
上午十点我们返航了，其实走出去不过是十几海里而已，早上“沙胆宏听了天气预报，估计傍晚会有暴雨，这才叫船老大返航的。
在返航的路上，我和阿松分别用“海杆”钓着海里的鱼，还是阿松厉害，不一会人家就钓上一条很大的“红鲷鱼”，难得的听到了阿松的哈哈声，过了一会我也“钓”上一条，不过竟是一条有斤多重的章鱼，我不明所以还要去用手抓，被阿松大叫“不可！”可是已经晚了，手背上还是被“章鱼须”给“抓”了一道血痕，船老大赶快拿来碘酒给我擦拭，那“鬼东西”弄出的伤口“极”疼，要不是咱早年摸爬滚打习惯了还真得叫出声来不可，擦过碘酒后好了许多，老大叫我不要再“钓”了，可是咱“钓性”大发。又甩杆继续了。
回到三亚已经是下午4点时分，我们把在渔船上“钓”的海鲜都拿进了我们住的“天鸿”度假村里，在那里我们定了一个别墅，紧靠在海边上，风景很好，阿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周围的警卫都安排好了，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总之，我和阿松很悠闲的很清净的住了下来，实在是难得。
晚上我们吃着从海里钓上来的新鲜龙虾，喝着白葡萄酒，我喝着喝着就觉得别扭，什么鬼规矩吃白肉要喝白葡萄酒，招了招服务员，叫她给我“弄”瓶厉害的白酒来，过了一会服务员拿来了“五粮液”，一看是低度的，马上叫她换高度的来，这才开始大块啃起来。
三杯下肚，思维又开始活跃起来，阿松笑着看我在那里“耍”宝，自己还是按照绅士的规矩喝着白葡萄酒，我开始了唠叨，
“阿松啊，我们这次可是在走险棋啊，”我把在公司的想法对阿松说了。
“我知道，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其实香港回归以后，很多地方其实是走歪了，我们能够有今天除了你我的努力外还是要看到的是我们是顺应民心和潮流的，要不哪里会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的跟我们干。”阿松冷静的说道。
没想到这“蔫不唧”的阿松也会明白这么多道道，我对阿松可是得另眼相看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吃掉‘渣大’银行和李二世的集团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建设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用人路线和原则决定我们不会去社会上招聘那些所谓的精英，自己手边的人才已经很紧张了，怎么办？我急的是这个，在选人方面一直都是我们两个人在抓，到哪里去找个好的人事部长呢，不然我们就是累死恐怕也好不下去了。”我皱着眉头说着。“咱们手边都是搞业务的，搞技术的，公司内部我想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能不能从公司外部去找一个？我看阿恩也许可以胜任。”阿松漫不经心的说道。
“是啊！怎么忘记了他，他是老师出身，当老师当了一辈子，那学生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吧，再说阿恩为人老实本分，没有非分之想，也不贪，搞人才的初步筛选还是没有问题的，上次跟着我们发了点小财，估计这辈子的吃喝都不成问题了，还有他明年就可以退休了，是个好主意。”我对阿松的建议很高兴，连忙又喝了一杯。
“剩下的问题就是把握好同中国政府的合作尺度，我想我们还是一切都按游戏规则办事，咱们不要搞个人的权钱交易，免得政府换届对我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必要时我们也要转移部分资产到其他国家去，什么都不可不防啊。”我对阿松说。
“我已经同在南非的朋友联系过了，他帮我们在那里盘下了三个农场，面积有5000多英亩，价格便宜的很，我叫朋友在那里代管着哪。”阿松轻松的说道。
“好，有必要的话叫你的小弟弟阿坤先过去，看看适合做点什么，然后再那里建立一个基地。”我赞同的说。
“明天回去后我想要召集骨干队伍开会，把我们的一些做法规范化和制度化，要锻炼他们单独经营的能力，有些事情也要向他们交底，你看如何？”我商量的问阿松。
“我看完全应该，现在摊子这么大，光我们两个是搞不来的，早一点教会他们我们也好‘叹’（享受）一下生活。“阿松同意道。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商量了个通宵，第二天下午我们飞回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