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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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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末至1949年初的这一段时间,对江韵清来说是一段空白。她丧失了所有记忆,每日如行尸走肉,活在一个没有悲伤与欢愉,恐惧与无畏,焦灼与安宁的个人世界里。她患了暂时性失忆症,又伴有间歇性精神病。(这当然是医生所言)当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时,她不躁狂,整个病态的反应,应算作抑郁的一种。只愿一个人呆在房间,不哭不笑,甚而摈弃了进食。直到“生”的迹象在她身上即将消失,“死”的阴影还未翩然而至,她才会从那个临界点上慢慢醒转过来,重新如影子一样游荡在周围人身边。

    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像一个安静少女。保持了苗条的身材,苍白的肤色。(只是鬓边过早添了几缕白发,以及额上不合时宜的皱纹,总让人很快辨析出她的年龄)每日里会在佣人和家人的帮助与指使下,把自己收拾的干净而妥帖。同江竺清5岁的儿子比较起来,她显得更为乖巧。只是少了些孩童的初心和烂漫。她被吩咐着吃饭、睡觉,从未有过挑剔和顶撞。有时家人上街,也会带她出去散心。她会顺从跟在身后,你走多久,她便跟多久;你停下来,她便乖乖停下来。偶尔她也会独自出门,不打招呼便从家里消失,家人也不会显得多么慌张。随即派人去找,拐过一条街,走进那家叫做“四季香”的花店,便总能将她找到。见她坐在花店的一张板凳上。不是买花人,亦不是赏花人,只是安安静静在那里坐着。别人同她搭话,她也不理。一坐就是半天。如果家人不找,坐上一天也说不定。她是那家花店唯一一名“长”客,时间停留“最长”的一位客人。倒无形中给老板撑了门面。去的久了,老板也不撵她。大概看她穿的体面,又知她亲戚是个有背景的人。只把她当做一个“花痴”。渴了送她水喝,有时到了饭点,还会偶尔邀她一同吃饭。

    直到这一年冬天,这个城市下了三年来唯有的一场雪。江韵清被某种东西唤醒,忽然恢复了神志。

    雪是夜里下起来的,天明时戛然而止。随性、神秘,好似老天不经意的安排。雪下得不大,却恰到好处装点了这一方的万物。湖水在周围白雪的镶嵌下,成了一块魔幻的镜子。鸥鸟点缀其间,在暗绿色湖水映衬下,如游人抛出的一把把白色珠粉。而当它们飞临岸边,便会被白雪吸纳。此刻凸显出来的,便是白雪掩映下的绿色植物、以及红色和黄色的花朵了。它们像一枚枚符号,发出清脆玄妙之音,成了瞬间破解江韵清大脑昏聩的密码。

    这是哪里?

    她警觉问了一句。

    江竺清正在看孩子们喂鸟。那些停在手指间的鸥鸟,让她的儿子发出一连串夸张的叫声。她也被感染,舒心笑着。扭头看一眼身边的江韵清,随口答道:大观公园。

    江韵清俯身看着一簇茶花。那硕大花朵的空隙处,填满白雪,使其花瓣的尖梢更显娇艳。这奇异现象,在她的认知里绝无仅有。在北方,雪总是与枯萎相伴,却哪能有这样一种凛冽与娇柔的掺杂。白雪掩盖下的花朵虽不动声色,却无形中发出一声令人颇感震惊的尖叫,吓了她一跳。感觉附着在脑子里的一层硬茧纷纷剥落。一阵晕眩,晃晃身子。又俯身去看旁边一朵黄色的菊科类花朵。她叫不出它的名字。却见这单薄花瓣正中,裹了一团蓬松白雪,毛茸茸的,更衬出花朵的孤傲。它发出了一种近似呢喃般的低语,安慰了江韵清。使她再次梦呓般发问:

    为什么会这样?

    她的疑问被江竺清听到了。

    起先不以为意,即刻便神情专注起来。伸手挽住江韵清的臂膀,低低叫了一声:二姐!随后又审慎看着她,说,这是在昆明……南方的树绿着,花也开着。

    我怎么会在昆明?

    江韵清问。神情看上去很是无助。

    江竺清无从对她解释,伸手指向自己,问:认识我吗?

    竺清……江韵清轻轻唤了一声,眉眼间露出少许的温情。

    惊喜随即浮上江竺清的脸。她将跑过来的儿子拽到身边,像个考官一样,没心没肺问了一句:他呢!认识他吗?

    江韵清呆呆看着眼前这位面色红润的男孩。一时间脑子里轰鸣做响,前尘往事如一张张画在薄铁上的图画,于疾风中发出“扑棱”声响。黑白混杂的画面,劈头盖脸直戳进她的脑子里来。

    她首先想起那堵巍峨高耸的城墙。对于那头颅的想象,是那段时间侵扰她的噩梦造成的。彭定邦被切割的头颅显得异常干净,且有一种栩栩如生之感。那灰黑城墙近乎成了他肢体的化身,只是他眼睑低垂,仿佛入定一般。给她更直观的感受是,那头颅更像一个怪异的稻草人,或一盏不知有着什么寓意的黑色灯盏。而悬挂在一旁的谭正林的头颅,则有些惨不忍睹。他年轻的面庞起了一层皮皱,惨白的令人不敢直视。并涂染了点滴血迹,像寒冬初绽的梅花。他大睁眼睛,眼里的惊恐鸟雀一样惊飞。漆黑繁茂的头发紧束,显得滑稽而粗暴。不知被什么东西缚住,又和一段麻绳缀在一起。麻绳的末端,贴紧他的耳后。断茬处蓬松,似要堵住他的嘴,使他发不出绝望而悲壮的呼喊。

    从奉节回重庆的那一路上,江韵清还能把持住自己的情绪,她并未临近崩溃的边缘。一路上却在想着一个近乎幼稚的问题:见到谭正蓝,如何开口,才能把那令人的绝望消息传达给她呢?

    她先找到临委领导。将奉节的情况向他们做了简要汇报。她的表述混乱,脸上不时闪过一丝近乎失常的凄惨笑容。而起义失败的消息早她一步传达到这里。除说一些安慰性的话之外,领导实在找不出其他方式。还未等把另一件事讲完,江韵清便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

    她梦游般赶到谭正蓝的住处,见人去屋空。屋子里没有一丝出走后的迹象,仍打理的井井有条。但那些与谭正蓝和孩子们有关的物件,像被擦掉的灰尘,不见一丝遗落。谭正蓝曾经的出现,就像一个梦。但这怪诞的梦,却毫不含糊地给了她一个证明:刚满五个月的孩子,不见了。

    起初她仍十分镇定。想着谭正蓝或许带孩子离开重庆,回云阳老家去了。(那也正是领导所要告诉她的)但这个“孩子不见”的意象,却像一把不怀好意的钩子,钩起沉落在心底的往事——孩子不见了!她有些沮丧地这样想着,甚而开始感到焦虑和惊恐起来。走在街上的江韵清,急火攻心,头脑开始变得混乱。她本是奔父母家而去,走到半路,却完全丧失了对路径的把握,在家的周围兜起了圈子。好在被邻居碰到。邻居是山东烟台人,卷着舌头冲她喊:你咋还在这儿闲逛,不赶紧回家看看。

    江韵清再次邂逅了死亡。那自然的死亡虽让他人感到安生,却是压垮江韵清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在为父母设立的灵堂里当即晕厥过去,醒来后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直到这个雪晴之日,她的意识逐渐恢复。在与江竺清其后的对谈中,这才知道父母的双双离世,在这生离死别的尘世,显得多么难得和圆满啊。

    江竺清告诉她,母亲咽气的那一刻,父亲坐在床边,没事人似的看他们给母亲擦身子,穿寿衣。或许中午喝了些酒,父亲眯着眼,坐在那里打起了瞌睡。起初大家并未在意,直到将母亲安置好,有人要他去看一眼。喊他不醒,伸手一触,软沓沓倒下去。抬手去鼻翼下触探,这才发现,老头早断气了。

    邻居都说咱爸妈是修来的福。江竺清这样不无欣慰地念叨。

    你三姐呢?

    我三姐,他们去台湾了。

    江竺清的回答,让江韵清把自己现时的处境,完全理顺过来。宜清去了台湾,自己在一种疯癫病态下,只能被唐贤平一家收留。至于怎么会来昆明?她不想知道的更多。记忆就像错位的编码,重新于她的大脑恢复秩序之后,使她重又陷入一种沉默寡言的状态。意识的恢复,让她有了一种更为清醒的认知: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还是不要去轻易触碰的好。它们牢牢根植于身体的隐秘部位,一旦连根拔起,便会撕开皮肉,生出巨大罅隙,从而将她再度吞噬。

    接下来的日子,她出于本能地抗拒着那种吞噬。甚而过滤着自己的记忆,只留些许微光打发惨淡的生活。她时刻想着儿子,想着那个生满蓝草的乡村,它们于一种浓烈的色调在她的记忆里凸显,成为她抵御痛苦的一种方式;而想象与憧憬,则让她更生了活下去的勇气。

    接下来的某一天,江竺清挽住她的手臂,贴近她耳边说,姐,贤平准备出差了,要去重庆和上海,他说要帮你找到马天目,把他带过来,把你,交到他的手上……

    马天目?江韵清惊诧地问。

    是呀!我二姐夫呀!你不记得了?

    他,他……不是“牺牲”了吗?

    她说出的这一句“牺牲”,让江竺清感到可笑。

    没有,真的没有。他到重庆来过,找过你。只是当时你不在。

    江韵清感叹一声,身子疲软,好似再次被痛苦击中。心里,却忽地被一束光照亮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