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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眼醒来，隔着木格子窗户的天光让他感到一阵眩晕。院子里传来“刷刷”的扫地声。他惊讶地发现，四周土墙上贴满了整整一圈儿色彩艳丽的大幅电影明星画像，一张紧挨着一张，有刘晓庆、陈冲、方舒、张瑜，还有张金玲、李秀明等人，个个皓齿明眸，冲他微笑。他这才记起是在爷爷隔壁的二叔家里。他昨天喝得太多，已经不记得是怎么来到这屋里的了。屋里没有生火。继仁平时住在山上果园里，有时回来就在明全老人那边吃饭。建工哈着冷气穿衣服，墙上那一双双直视着他的热辣辣的目光，让他感到难为情。
回到爷爷家的院子里。东边隔着一道土坯墙，那边还有一个独院。他打开栅栏门进去，院子中央长着些蒙着白霜的瑟缩的菠菜，墙根下斜竖着些干枯的秫秸。透过留着些残余的茅头纸的木格窗子，看见里间有一个粮囤和几件蒙着灰尘的农具家什，墙角上张结着许多蜘蛛网。外间的门框上没上门板，盛满屋子的一堆木料上面，是一口猪血红的笨重的棺材。爷爷笑着说，这是给他自己留着用的。建工心里感到震惊。他并不避讳死亡，并且似乎还因为自己有这样一口棺材而感到些自豪呢。“这两间是你三叔或你四叔的，你爸爸退休回来以后，就住我那三间——我还能活几天？嘻嘻嘻……”
吃过早饭，继仁穿上黄军大衣带上手电筒又上了山。
没过一会儿，巧生来请建工到她家去。明全老人说她胖了，长得更俊了。她说博山大叔大婶待她很好。他马下脸，瞅她一眼说：“这还不应该？他要是待你不好，我不让他。”说完又“吧嗒”起他的长烟袋来。她凑近明全老人大声说：“让二兄弟到俺家去玩，你舍得吗？”
“好！好！怎么不舍得？二嫚真会说话。”说完嘻嘻笑起来。
圆圆的太阳透过薄云，大片墨绿的麦地上罩着些雾蒙蒙的残霜。对面的地平线上半露着几间模糊低矮的土黄色矮屋。建工回头望了一眼走出来的村子，问这些房屋怎么会这么整齐，她说，前些年公社扩建水库时，统一建造了这个村子，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原来咱两家都住在水库那边，俺家跟三爷爷一家是前后院，后来三爷爷一家搬到这里来住，俺家去了小湾村。那时候我还不记事。”
“哦，也就是说，我父亲到煤矿上之前，是住在水库那边的村子里啊。”
想到昨天才明白自己跟巧生的关系，他心里涌动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亲情感：“我原来一直不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竟然还这么近呢。”
她微笑着说：“这也可以理解，相隔这么远，原来两家都没有来往，你又没回来过。”她把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她还是穿着昨天那身衣服。早晨的清冷让她白净的面庞更加红润，
“煤矿上有这边咱们同姓的人，小时候见到他们，父母就让我叫他们爷爷或者老爷爷什么的，我知道那只是因为同姓辈分不同，所以，你在我家里称我父亲叫大叔，称我爷爷叫三爷爷，我也不会想到咱们关系有这么近。”
“你这次回来就知道了。”她说话带出的白气随即在空中消散。
他突然问：“三叔全家这次回来还走吗？”
“不知道。他们在东北那边的房子还没卖掉，家具都没有带回来。听说他们的户口一直还在这边，队里要把地承包给个人，可能是回来先看看这边情况。”
“哦，是这样……昨晚上三叔又想起了他那个死去的孩子，很伤心。”
“听大人说，他那个孩子是被狼吃掉的。当时天大黑了，三叔跟三婶都在外面干活儿，都以为对方已经回家了。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狼从栅栏的空隙里钻进去，把他那个大的叼走了。他们在山林里找了一宿，只捡回家一顶帽子。确实很惨！”
“我还听说过，三叔第一次上东北，顺路去我家的时候，还跟着一个女孩呢。”
“不是这个三婶吗？”
“不是。听我母亲讲，那个女孩是这边邻村的，两人是小学时候的同学，很要好，但是女孩家里嫌三叔穷，两人就商量一起去东北。两人刚到我家的时候，三叔说那女孩是他在火车上认识的，也是要上东北去投靠亲戚。两人一起到矿上去玩，还进城到照相馆里去照像。一个礼拜以后，两人从我家返回到鲁中车站要一起上东北去，可那个女孩突然又反悔了，哭着要回家。三叔只好给她买上回来的车票，送她上了火车，然后一个人又回到我家，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了。当时三叔一边讲一边哭，他也哭，我父亲也哭。可能是三叔感到委屈吧？”
“那是肯定的。三叔也挺不容易的。”
建工又笑着提到今天早上他在二叔家屋里看到的那些电影明星画像。她说：“这些年大叔他们几个都在外面，二叔一直在家里照顾着老人。他一个人过日子，非常孤独，就是缺少一个一块过日子的女人。”
说话间来到了村头。巧生说她姐姐放假了，也在家里。建工问她姐干什么工作，她说是在公社的花边站上当站长。
路边有两个老女人揣着手，站在屋山头的墙根下面，瞪大双眼，毫无遮蔽地盯着他看，一直盯到两人拐弯进了胡同。他浑身感到很不自在。
跨进院门口的挡板，巧生的母亲和姐妹们拘谨而热情地从屋里迎出来，巧生腼腆地一一给他做了介绍。巧生的母亲身材瘦小，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开朗利落的女人。她见建工很吃力地坐到炕上，赶忙爬上去，拉下一床折叠的褥子，让他坐到上面。她说老家里风俗习惯跟城里不同，有关照不周的地方让他多多担待，又说，巧生这几年住在他家，添了许多麻烦。建工说：“倒是巧生这几年对我家里帮助很大，承担了很多家务，每天下班一回到家，没有不干的活儿，母亲还经常夸她呢！”巧生的母亲接着说：“她是晚辈还不应该吗？别的她还能干得了什么！每次回来她都说大叔大婶待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激。以后等我身体好点了，一定抽空去博山看望大兄弟和大弟妹！”她又问到建工家的每一个成员，夸吧他们个个都是那么出色。她说话时极力压抑住咳嗽。后来，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粒白药片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巧欣不时给他添茶。她个头比巧生稍矮，但前额突出饱满，眼睛深邃而坚韧。她说话不多，很多时候好像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她问他所学的专业和将来可能从事的工作。
继礼赶集回来，巧欣母女忙着去做菜。继礼兴奋地讲起当年跟建工的父亲在一起劳动玩耍的情景。上菜后，继礼开始带酒，建工想起昨天三叔提到在东北跟他一起大碗喝酒的事，问他什么时候去过东北。
巧生的母亲端着菜进来说，是**年全家去的。
继礼又带下一个酒，催建工夹菜。他说，大跃进时期公社大办食堂，粮食烂在地里没人收，六零年又闹自然灾害。“那个时候，一到春天，许多老人熬不过去，村里几乎每天都死人。提着瓦罐去村头土地庙浇汤的人还得排队呢！**年生活也还是不好，一个人一亩来地，就是光种地瓜也不够吃的。到年底分红一结算，哈哈，反倒还欠队里的钱。过去就常听老人们挂在口头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老不去南，少不进京，逼上梁山下关东。”当时你大爷爷家的老大继诚在东北那边，混得还算不赖，我们一家就投奔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一个人能分到**亩地，另外，自己又开出五六亩荒地来。哈，那黑土地，你就是插上一根木桩子，都能发芽长成树呢！粮食一多，就不愁养不起个猪啊鸡啊什么的了，想吃个鸡蛋了，到柴火垛里随便那么一翻腾，鸡蛋就会自己滚出来。反正，谁家也不计较鸡蛋是谁家的鸡下的，下到谁家的柴火垛里就算是谁家的。”
“那后来怎么又回来了？”
巧生的母亲说：“两年以后，巧生她奶奶病重，这边先是去信，接着又发电报，你大伯在这个家里排行老大，下面两个妹妹，又没有兄弟，不回来能成？回来才过了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想吃上一口那种叫桃酥的点心，可家里又没有粮票，就赶紧去队里开了个介绍信，才买了点粮票，又拿着两票去买点心。嗨，还没等大姑娘买回点心来呢，人也就咽气了。后来，我们跟巧生她爷爷商量一块回东北，可是他死活不肯走。你大伯说，那边树多，就是死上一棵树，怎么还做不了一口棺材？巧生她爷爷说，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外面啊，等我死了以后，随便你们去哪儿！，他不去，我们也去不成。几年以后，她爷爷去世了，六十块钱买了一口棺材，拉了几年的饥荒。这样，上东北的事慢慢就放下了。”
巧生端着菜进来，放下后又给建工倒茶。继礼笑着说：“巧生刚下了学那会儿，到队里出工，家里连个攫头都不够用的。那会儿就想让她到你家去，找点活儿干。俗话说‘有亲有顾，无亲不顾。’到外面去找点临时工干，总比在家里挣那几个工分要强啊。不过，这几年给你家添了很大麻烦，心里也是很过意不去。”说到这里，一定要让建工代表他的父母接受敬酒。他把杯子都长满，自己先一口干了。建工刚喝下两个，巧欣母女俩又先后敬酒。不知不觉地建工感到支架不住了，眼前的一切都晃动和模糊起来。
一家人都聚在炕上说笑，见建工醒了过来。巧欣重新把湿毛巾用凉水浸了，又敷到他的前额上。他感到一阵阵头晕，身上发烫，但看到窗外已经是一片漆黑，就要起来回下洼，大家都不让他走，劝他一定要住下，巧生说，刚才她已经去过下洼了，三爷爷答应让他留下住几天。建工为第一次来这家里喝成这样而感到惭愧。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本来就是在自己家里，干嘛还这样客套。建工说，这次要是不回老家来，还真的不知道都是自己家的人呢，想来也真是荒唐。大家也都为之唏嘘感慨起来。在东北出生的四姑娘说，每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家族的人全都到三爷爷家去供家谱、磕头，场面可热闹啦。三姑娘接着说，她曾经在三爷爷家见过一套线装的家谱书，上面都有自己家这些人的名字。后来，巧生姐妹们陪着建工到西屋去说话。彼此亲情融融，恨不得一个晚上把这么多年来流失的亲情全都弥补回来。
吃早饭的时候，巧生的母亲歉疚地说，他们全家人早就盼他回来看看了，可乡下不比城里，拿不出像样的饭菜来招待他，让他担待一些。又问他喜欢吃什么，好让巧欣去买。巧欣说，想吃的这里也都能买得到。建工说都是自己家的人，甭客气。又笑着说：“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要不然，回去以后家乡饭想吃还吃不到了呢！”
大家都笑了。巧欣说：“想吃家乡饭好说嘛，以后经常回来就是啦！”
大家感到建工一点城里人的架子都没有，打心眼儿里喜欢。巧生的母亲又说：“眼下这里没什么景儿，等你夏天再回来，山上、地里到处都是绿睁睁的，村头河里的水满满的，湛清湛清的。”
建工问到附近那个水库。巧生的母亲说，过一会儿让巧欣带他去看看。巧生接着到邻居家去给他借自行车去了。
向西过了一个村庄，又向北，老远就闻到潮润的水汽扑面而来。后来，两人把车子停放到高高的台阶下面，登上了宽阔的堤坝。浅灰色的阴云之间露出些蓝天的罅隙。向东望去，明晃晃颤巍巍的水面极力向远处伸展，一只渺小的木舟像是停在上面一动不动。建工在微风中兴奋地疾步前行，全身心就像飘了起来。“哈，太壮观啦！”他回头朝落在后面的巧欣大声喊道。
巧欣指着东北方向说，他们两家原来的村子就在刚好被水淹没的地方。
她讲起了扩建水库时的亲身所见：“……全公社的人都来参加“会战”，农民、部队战士、公社机关人员，还有学校师生，连续干了好几个冬天。抬土的抬土，拉车的拉车，砌石的砌石。中国缺什么也不缺人，哈，真是人山人海，就像一窝一窝的蚂蚁，到处彩旗飘飘，喇叭声声……”她的眼睛里熠熠生辉，宛如又回到了那个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火红的年代。建工说，他从纪录片中看到过类似的情景。
“为了保证按时完工，上面一声令下，咱们村里所有的房屋，一天之内全都推倒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各家各户，男女老少，都住在了工地上。”
走下台阶，来到堤坝后面。眼前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壕沟，两边陡峭的赭红色悬崖遥遥相对。她感到一阵眩晕，把身子抽了回来。他问悬崖上那许多小孔是怎么来的。她说：“那是当年修水库时搭架子留下来的。这条沟原来只有现在一半的宽度，全凭人工开和用炸药炸出来的。你家咱二叔就是在那边悬崖上排哑炮的时候，右胳膊给炸掉了。他那时在共青团队里，是劳动积极分子，现在身体不行了，这些年队里一直照顾他，让他在山上看林子。”
“听二叔说，春节以后，山林要承包给个人了。——像他这种情况，没有工伤补贴什么的吗？”
“哈，农民还有补贴吗？摊到谁身上谁倒霉就是了。当年在这里筑坝开石死了好几个人呢，二叔能活下来就算是命大啦！”
建工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同学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争议。你怎么看？”
“你说是承包责任制吗？我觉得，承包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没有偷懒耍滑的了，反正，多打的粮食是归你个人的，村干部管理也省劲了。还有，就是农民必原来自由了。”
“那这样的话，巧生如果回来会怎样？会不会比在外面干更划算呢？”
“她回来除了种地还能做什么呢？这边没有什么副业和企业，承包以前队里没有她的口粮，承包后，她分得的田地由我们帮着管理，这样，她现在在外面干着，倒是更划算。”
“哦，是这样……”
“前些年，上边有政策，限制农民外流，这种人有个名称叫‘盲流'。”
“盲流？那上东北去的人也都算是盲流吗？”
她苦笑着说：“说得难听一点，也算是盲流吧。盲流，就是指那些进城的农民。这些人没有城镇户口，虽然在城里打工，但不是国家正式工人，就像巧生这样的人。”
“我似乎听说过这个词儿，不过，在我印象中，称为‘盲流’的人，都是一些不正干的人啊！可像巧生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盲流呢？”建工看她一眼，随即又把眼光移开。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光点，那里面藏着无奈和难堪，甚至还有一种自怜的成分。
“那时候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不外出又有什么办法？一些贫困严重的地区，还都专门设立了劝阻站，城里还有收容所。跑出去的这些人被认为是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农业生产。你想，农村人口多土地少，干上一年，除去上交部分，口粮都不够吃的，遇到旱涝灾害，就更不用提啦。他们当然不如进城去打工合算呀！他们也是实属无奈。其实，他们到城里去打工，生活也不稳定。”
“巧生的户口不好转吗？”
“我也曾经帮她打听过，不可能的事。这些年，国家对户籍管理一直非常严格。据说，有一种情况可以迁，比如说，城里有这样一个人，没有妻子儿女，身边需要有个将来为他养老的亲戚，而这个亲戚如果家是农村的，就可以落到他的城镇户口上了。——哈！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城里亲戚？”
建工也被她说笑了。她后来又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好倒是好，不过有些事我还是感到困惑，你眼界比我开阔，知道的比我多，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她的前额饱满漂亮，眼光犀利、深邃，微风吹散的几缕细发在飘动着，“一，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呢？如果少了这种人，那社会主义不是发展得更顺利吗？哈，你看，我这人很单纯是吗？二，人民公社搞了这么多年，难道说就全错了吗？农民勒紧裤腰带辛辛苦苦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不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大前提下干的吗？”她眉头紧皱，两手向外张开。
他一时被问住，但又觉得自己必须立即回答她，就说：“就说第一个问题吧……当人们一直都在满怀信心地付出，而又总看不到个人生活改变的时候，那谁还愿意继续付出呢？其实，承包制度没有把公与私截然对立起来，也不否认自私的合理性，而是兼顾了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比如说，农民个人同样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时得到更多的好处呢？我们过去大概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一点论的方法看待问题，似乎只能讲奉献，而不能讲个人利益。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好不起来，空谈让国家好起来，这有多大的意义呢？”他为自己这种从未有过的想法脱口而出而感到惊诧。
她低头认真思考着：“哦……你说的，或许有道理。我这人就是太单纯了。那你说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嘛……”
“还有，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承包确实带来了粮食多收，可一个人只有一亩来地，多余的粮食又能卖几个钱呢？光靠种地，农民永远都不会富起来。”
“农民有了自由，可以搞多种经营，办企业啊！”
“如果大家都去种植果树的话，那果农还能挣钱吗？办企业，得需要资源、需要有钱来投资，还需要技术，这些从哪里来呢？就说我们花边站吧，个人农闲的时候在家里编织，也就只收入个十元八元。可如果有钱的话，就可以用机器生产地毯，进行大量出口。可是，这些想法都不现实，想也无济于事。”
两人来到了堤坝南头，上面是长长的土丘。她说花边站就在山坡后面的乡政府所在地。
他说：“像如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程度水平高，一户人家可以管理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土地。那时更多的农民就可以当工人了。”
“哈哈，下去一百年能实现吗？”
“我坚信，那是早晚的事。”
“那可真是太渺茫啦！那个时候，你和我都在哪里呢？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自嘲地笑了。
“农民，永远都是农民。就拿我们村上来说吧，村办学校的设施和教师工资、整修路面，都要从提留里面出钱。还要上缴各种名堂的税。这些且先不说，农民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养老金，家里没有男孩的，还要为将来养老担忧。另外，还要盖房子呢？哪一样不需要钱？”继而她又笑了：“我们跟你们工人没法相比。人不能不讲命，你命好，一下生就是在优越的工人家庭里。你应该感到幸运。”她看着他笑了。
他一时记不得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话了。不知怎么的，一想到出生，他心里就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快。
她突然问：“你信命吗？”
“我没想过，信命，应该属于唯心主义吧？”
“不过，我信命。我敢说，你即便现在不信，将来也一定信。”
天色比刚才暗淡了。她的脸就像天上的冬云一样阴沉下来。
“是吗？或许吧……”
“我敢跟你打赌。”她盯着他，低沉而自信地说。
“不过，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灵。”他似乎看到一个神秘而支配自己的东西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但又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认为，信命就是唯心主义。”
两人走上台阶，又来到坝堤的高处，水面上泛着粼粼白光，一直延伸到天边。
听说建工喜欢吃米饭，巧生的母亲就让四姑娘去磨房兑换些大米，顺便磨点小米面。恰好巧生去邻居家送自行车回来，四姑娘不满地看她一眼，别过脸朝屋里走去。巧生笑了笑，就去猪栏跟前的墙根下推小铁车，巧欣扛着一袋玉米出来放到上面。建工跟出来要跟巧生一块去。母女三人极力阻拦，但他还是坚持把小铁车抢了过去。来到村北头的磨坊里排上号，两人又来到院子里说话。她问去水库玩的怎样，他说巧欣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跟她很谈得来。巧生说，她从在学校里就当干部，是那种追求上进的人。
“不过，她年龄不大，但却信命。”他不解地说。
她说，她姐姐这几年不大顺。他问是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她刚要说什么，那个戴着口罩满身粉尘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在隆隆的机器噪音中大声喊她，她转身跑了进去。
晚饭后突然停电了，屋里顿时一片黑暗。巧欣笑着说，这里停电是很正常的事，每过几天如果不停电反倒觉得不习惯。她点上油灯，约建工一起去西屋说话。巧生随后把茶具端进来。建工想到白天巧生说她不顺的话，就好奇地问起她的经历来。巧生放下门帘出去了。她坐到靠门口一边的炕上，斟上茶，沉吟片刻，就说了起来。
“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我从小就觉得，热爱集体，克己奉公，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上级和广播里的宣传，我从来都不怀疑，对各种会议和学习活动中所讲的那些道理，我从来不认为有半点儿虚假，我照着那样去做，也觉得别人也都应该去那样做。发展农业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发展了个人自然也就有了——这个道理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桌上的油灯静静地摇曳着。她的身影映在身后的墙上，随她的动作夸大而变形地晃动着。她幽深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抑郁的东西，而又不失清澈。她述说的时候一直在看着建工，但更内视着过去的那个自己。她带领“铁姑娘队”抢种、抢收、修水渠，她们“铁姑娘队”跟男劳力干同样的活儿，后来成了全县的典型。县里的负责人和各公社各村的领导纷纷前来向她们学习。不久，她被选拔为县里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成员，一年以后，工作任务尚未结束，她又被确定为“三不脱离干部”的培养对象。公社里一共确定了三个人选，正常情况下，一年期满她就可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
“那时候，我非常单纯。一切看起来，我也并没有什么不顺利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工作非常出色。”
“像我这种情况，无论在谁看来，都认为已成定局，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但我只有一个信念，只想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我到各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指导基层工作。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填表、体检。不久，那两名转正了，可是我没接到通知。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了，说我因为得过腿风湿病，体检没有通过。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失落是自然的。我顺路去公社找到跟我一直挺要好的一位组织委员，把这事告诉了他。他也是咱这个村的，他说事先他已经耳有所闻，就安慰我，还为我抱不平。我听他说话支支吾吾的，感到他好像对我隐瞒了什么，就一再追问。他这才把实情告诉了我，原来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把我给顶了，是支部书记的外甥、我们公社的书记给帮他找了上面的人。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个支部书记并不是培养对象中的三人之一啊！那位组织委员说，其实公社书记早就答应过要给他这个舅舅转干了，但听说从下一年起，国家要取消这种干部推荐形式，所以就硬把我给顶下来了。”
“也就是说，你以后再没有转正的机会了？”
她点点头说：“是这样的。——组织委员还告诉我，有人竟然私下议论，说我没转干的原因是男女作风问题。我猜到他们所指的，是我的一个男上级，因为当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原来所谓的事实真相，靠的仅仅是一张嘴巴。我竟然在别人眼里完全成了另外一类人。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我也不会认识到：我们人类善于归类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多么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推理看似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可能的事情跟事实真相之间可以划等号吗？……我感到无话可说，我被彻底击垮了。当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一片恍惚，羞辱、委屈、幽愤、无助……那种错综复杂的感觉简直难以言说。当我听到那个“合情合理”的谣言之后，就什么人都不想见了，连自己的家人都感到难以面对。那天我走出机关大院，一个人去了水库，在大坝上走来走去，走了很长时间，天黑下来了，都似乎没有察觉到。大坝后面是几十米深的沟壑，当时真想……要不是那天晚上那位组织委员到我家去，我爸爸和三姑娘又去找到我的话，可能……那个阶段，我就感到好像是——被人强X了的感觉。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精神恍惚，真像是大病了一场。”
建工在极度压抑中感到无话可说。他问：“后来呢？”
“哈！后来就去了花边站，理由就是说我有一定能力。”她似乎觉得这很可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