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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水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口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
“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此人当数第一！”
“是‘才子之笔’对吗？”
“对，对，对。”
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
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道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感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救风尘”的事，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
“唉——难啊——”
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打谱太重要了，后来赵先生死了，现在要写，难啊，平剧——”
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这戏写得好，”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是田汉写的。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来了！”老师又说。
“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这戏看了太多遍了。”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
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说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
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浩瀚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