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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日，中山先生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陆海军护灵，军警保卫，朝野官员，社会贤达，各界团体，大中学生以及北京市民几十万人夹道送行，其场面之壮观，感情之真挚，达到空前程度。在公祭期间每天达几万人次，又一次显示出中山先生活在亿万民众心中……这天，许世英满脸沮丧来到执政府，哭丧着脸说：“执政，我没法干了，您另换高明吧。”
“饭桶！笨蛋！”段祺瑞心情不好，勃然大怒道，“你除去给我添乱还会干什么？”
“正因如此，”许世英嘟囔着说，“卑职才提出……辞职。”
许世英身高不尺1米60，是一个息事宁人，平庸猥琐的人，不管是谁都可以向他撒气，而他则逆来顺受。但他很有心计，有道道，干起工作来从不马虎……段祺瑞发过脾气之后，方知道没有道理。而且，把他撤了，没有一个人能顶替他，也未必干得比他好。于是，他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什么事，快说！”
许世英说：“西南派和奉系又干起来了，双方以退席相威胁，使会议再度流会。争论焦点还是‘联省自治’，劝谁谁也不听……”
段祺瑞绕室徘徊，沉默不语。许世英垂手而立，一双小眼睛追视着段的身影。
善后会议，表面看是南北自分裂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由分而合”的会议。代表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其代表除皖、奉、冯、交通，安福，帝制，复辟等系外，尚有直系，中山先生的叛徒陈炯明和西南派也派来代表。但实际上是一次军阀政客政治分赃会议，其目的是抵制国民会议。会议代表各有各的小算盘。
西南派参加会议，并非为南北统一，而是想把善后会议当成推销“联省自治”的场所，得到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一开始，他们就以分途并进的战略，在会议内外发起强大攻势。会上，以全体与会者名义，向大会提出“联省自治案”，强迫大会表决，否则以退席相胁；会外，他们纵横捭阖，拉帮结伙，西南各省议会以及唐继尧、赵恒惕等头面人物，发通电，写文章，打电报，鼓吹联省自治，给段执政施加压力，搞得段和善后会议不得安生……段祺瑞问：“奉系不是捞足了吗？他们还凑什么热闹？”
许世英说：“以前张作霖战败时，曾支持过联省自治，并宣布东三省实行自治。现在他成了北方主宰，联省自治当然不合他的胃口。所以，奉系代表在会上跟“联制派”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互相以退席为要挟，使会议无法安生。”
段祺瑞说：“我本想委曲求全，换取西南派支持，达到南北统一，看来我错了。我只要不同意他们自治，他们会跟我闹翻。也好，有奉系抵制他们，比我出面好。”
许世英说：“这么一来会议议程无法完成了。”老段说：“那就再延长0天。”“他们退席怎么办？”“让他们退。他们人数不多影响不了大局。”“那就真的失去他们了。”“道不同不相与谋。他们跟咱不是一路人。”
许世英又说：“浙江代表诸辅成还提出改临时政府为委员制，选举名国务委员组成国务院。他们既想当国务委员，分割中央权力；又想联省自治，不受中央控制，两头得实惠。”
“行了行了，我脑子乱套了，让我清静一回吧。”
4月1日，善后会议宣告结束。会议仅仅通过了《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段祺瑞所希望解决的整顿军事，财政各案全部落空。教育基金、教育经费、禁烟等大部分提案，根本未列入议程。善后会议只是一种政治装饰而已。
但段祺瑞打肿脸充胖子，竟在闭幕式上吹嘘善后会议“硕画闳规，可贻百世……国基永固，不震不骞……”〔〕当晚，在外交大楼举行盛大执行会，段祺瑞发表即席讲话，他违心地宣称，今善后会议如期告厥成功，举凡军事、财政皆已议定条例，亦得灿然大备。此皆前途大政，于善后本旨，可以次第贯彻……国家得臻于光大昌明，发扬法治，巩固邦基……〔〕说这些话时，段祺瑞也感到底气不足，与会者无不嗤之以鼻。谁都知道，这次会议非但没有如段祺瑞所愿，总揽全国军事财政大权，限制军阀权力；反而失去国民党人的合作和西南派的支持。这再次说明：临时执政必须仰人鼻息，听人摆布，才能维持虚伪的体面和傀儡地位。
当年，段祺瑞对无权无勇的黎元洪、徐世昌是那样专横跋扈，颐指气使，现在轮到自己，方知做傀儡是什么滋味。
段祺瑞有个由来已久的宿愿：取消碍手碍脚下的国会。因为，他不是健忘的人，当年的府院之争，当年的参战磨擦，都是因有国会作梗，他才不能为所欲为。曹锟之所以能爬上总统宝座，也是由于猪仔议员助纣为虐。段祺瑞恨煞国会，恨煞议员了，他决心把他们打入十几层地狱而后快！善后会议开过之后，他该着手实现宏愿了。
这天，他把知名度颇高，具有学者风度的司法总长章士钊叫到执政府。板着面孔问：“查处贿选议员的工作进展如何？”
章士钊温和地说：“很困难。他们大多已经逃匿，逮捕他们不仅十分不易，而且那样做国会必将瘫痪。”
段祺瑞以挖苦的口吻说：“怎么，你还想保全那该死的国会吗？”
“执政，取消国会涉及法律程序，不能感情用事！”
“法律程序？笑话！他们以5000元高价出卖良心时，考虑过法律程序吗？你的责任是履行职责，别的不必考虑！”
“执政，国会问题事关重大，必须谨慎行事。可否留待国民会议上解决？”
“不行，一定由法庭解决！你如感到为难，可以另谋高就。”
章士钊心里一惊，以几声干咳掩饰自己的窘态，但他仍想说服段祺瑞：“部分议员有罪，不等于国会有罪，我希望在历史上有一个完整的交待。”
“我只注重现实！”
这是一头犟驴！章干钊知道说不服他。但他并不死心，回去后立即物色五位能言善辩的代表，去找段祺瑞进一步交涉，设法说服他，清除议员而保留国会，国会问题留待国民会议解决。段祺瑞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望着他们，目光阴鸷而严厉，代表们心里因惶恐而震颤，深知说服段老怪绝非易事。段祺瑞冷冰冰地说：“如果你们是为国会而来，请免开尊口。”
一名代表慷慨陈词地说：“执政！约法是民国大法，任何个人无权取消；国会是国家的象征，任何个人无权存废。否则，那会成为历史罪人的！”
另一位代表站起来说：“废国会会引起全国**，请执政三思啊！”
段祺瑞铁一样的面孔令人生畏，冷峻的目光让人心寒。他一字一顿地说：“1年来**不断，流血不止，约法并没有帮助我们。而且曹锟宪法更属荒唐，现在我要革他的命，取消他的宪法，这正是彪炳青史之举，想不到竟遭自己人的非难。”
另一代表披肝沥胆地说：“执政！，那也得按法律程序来呀！”
他厌恶地挥挥手说：“行了行了，你们请回来吧，我自有主张。”
代表们知道多说无益，只好告辞而去。他们心情黯淡，步履沉重，他们不能理解，段祺瑞为什么总跟国会过不去；更不能理解，一个碰了那么多钉子，栽了那么多跟斗的人，为什么还这么顽冥不化？
段祺瑞终于成其所愿：把国会解散了，又弄了个临时参议院作点缀。
段祺瑞上台伊始，决心干成几件大事。善后会议开过，国会取消，曹锟宪法摧毁，下面该解决濒临崩溃的财政问题了。
这天，他把财政总长李思浩叫到执政府，一见面就气咻咻地说：“李思浩，你故意跟我捣乱吗？金法朗案我给你下了七道手谕，你为什么顶着不办？”
李思浩急忙辩解道：“芝老啊，我是您忠实部下，能跟您捣乱吗？我实在怕呀……”
段祺瑞知道他不会跟他捣乱，也知道他为什么怕。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怕？想着，他的火气先自小了许多。他说：“有我给你做主，你怕什么？”
“直系当政时曾经想办，惟恐国人反对而没敢办。那时，您芝老不是曾领衔通电反对吗？”
段祺瑞自知理亏，完全软下来，说，“此一时彼一时，执政府财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不尽快解决就要自取灭亡了。”
段祺瑞并非危言耸听。从他上台之日起，中央财政就千疮百孔，朝不保夕。各省税收全被当地军阀截留，分文不上缴中央，名义上由北京政府过问的近畿税收，也被划为奉、国两军；崇文门税收和京绥路收入，历来都属中央使用，现在也划给国民军；京奉路收入，则全部归奉军瓜分。他们连这些地区的税务人员，都换成自己人。
执政府的庞大开支，教育经费，政府人员薪俸，北京军警军饷军费等等，均靠内外债贷过日子。由于北京政府信誉极低，能抵押的东西几乎全抵押光，所以，国内外银行，没有人肯借款给它。段祺现整天愁肠百结，唉声叹气。段祺瑞无可奈何地说：“你先看看这个……”
说着，把一封长电稿推给李思浩。李思浩拿起一看，是徐树铮从法国发给段祺瑞的，内容只有一个：尽快解决金法郎案。
怎么又冒出徐树铮来？原来是这样。
江浙战争中，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逃亡日本。但浙泸一带的浙军尚有实力。于是，杨化昭，张义纯将领想拥戴徐树铮出山，领兵再战。不料，此举为支持直系的英国人探知，于是，他们唆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以“避免延长中国内战，维持租界治安”为由，派兵包围了徐宅，把徐软禁起来。后经多方援救，工部局才以公使团名义，强令徐树铮出洋，解除软禁。
徐可奈何，只有俯首听命。于是，拉家带口，带着箱笼细软，准备举家放洋，长期留居海外。
那年头，政治风云像小孩子脸一样瞬息万变。就在这几天，北方政局发生巨变。曹锟倒台，段祺瑞执政，段的电报连二连三，催促小徐北上。但徐树铮出洋之局已定，同时，他也有意到国外考察联络，以便段、徐再度携手，大干一场。于是，段祺瑞委他为“欧美日俄政治考察专使”，为期一年。
徐树铮旅行至法国，精明的法国人顿感有机可乘。他们知道小徐乃段祺瑞智囊，能够左右段祺瑞，立刻抓住有利时机，为解决旷日持久的金法郎案张目。他们以对待国家元首之隆重礼仪招待小徐，百般讨他欢心，并秘密商议金法郎案，终于把小徐说服……李思浩放下电报，说：“思浩为此身败名裂，乃至丢了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已有不少人与中央为难，与执政为难，如再授人以柄，那结果将不堪设想啊！”
“赞候，”段祺瑞变得低声下气了，“你我相交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患得患失之人，我认定的事不要说丢官罢职，即使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你说说，我们的具体得失是什么？”
李思浩介绍说，早在直系执政时期，法国就向北京政府施压，想一改流通货币的电汇方式，而使用硬金，即金法郎来计算，偿还1905年的庚子赔款。其实，金法郎在法国是没有的，只是代表法国纸币法郎的含金值而已。因为，从世界大战之后，法郎大幅贬值，采用通用的电汇方式结算，到19年中国只欠法国庚子赔款4亿法郎。按当时汇价，中国仅需付500万元；可按金法郎折算，则需支付1。6亿元，平空多付8000多万元！如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按此例，中国的损失太大了。
为了压迫中国人就范，法国政府串连《辛丑条约》签约国家，决定自19年1月1日起，将中国关税、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将余额部分悉数扣除，不准中国提用，现共已达60多万元。何时解决金法郎案，何时将这部分余款交给中国。此外，19年初的华盛顿会议，曾同意中国增加。5的附加关税，法国则以不实施这项议案要挟中国解决金郎案……段祺瑞突然站定问：“这就是说，我如同意金法郎案，便可拿到这60万元的关余款，还可增加。5的附加税，是吧？天啊，60万！”段祺瑞近乎歇斯底里地叫道，“赞候，还等什么，干吧！”
段祺瑞之所以不惜国家吃大亏，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办曹锟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其原因有二：一，执政府财政已到崩溃边缘，解决金法郎案，不仅可以拿到000多万元关余款以解燃眉之急；而且有望增加。5的附加关税。他明知这是一杯毒酒，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去。二，他知道张作霖、冯玉祥不会让他维持多久，一旦一方掌权，他马上会滚蛋下台。金法郎案得到的好处是眼前的，留下的隐患是后来的。但他只有眼前的好处就够了，至于后患那是别人的事，不必管他……办这件事需要协同外交和司法两部，李思法回去后，立刻找到部长沈瑞麟和章士钊，不到三天就把手续办完了。
4月1日，临时执政府正式公布了金法郎案协定文本。段深知此事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故于公布之日通电全国，为其卖国行径进行辩解。电文说：“解决时局之要，首在财政，尤其在协定关税之得其宜……盖吾国今日上下交困，欲图补救，惟冀关税会议成立……不特内外各债得有归结，抑且财源既活，百废可兴，民国转机，实赖乎此……””〔〕同时，李思浩也有一番“利大于弊”的辩白。
尽管段祺瑞煞费苦心，但终未逃脱国人挞伐。这天，段祺瑞一上班就拿起报纸读起来。自从公布“中法金法郎案协定”后，中外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报导，评论、消息、抨击其卖国行径，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他越看越气，越看越烦，恶狠狠地把报纸掷了一地，生起闷气来。
这两天由于心烦，他的腿病犯了，肿得很粗，行动不便，痛苦万端。上次因以“脚肿无法穿鞋”为由拒绝参加中山先生公祭，北京一家报纸曾以“难道偌大北京找不到一双合适的靴子”为讽，现在，脚肿得真的无法穿鞋了……忽然，门被推开，李思浩踉踉跄跄走进来。一进门就哭哭咧咧地说：“执政，救救我吧，各方责难都冲我来了！”
段拉下脸申斥道：“你堂堂一总长，哭哭啼啼成何体统？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能吃了你？”
李思浩这才擦擦眼泪，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嘟嘟囔嚷地说：“上次‘五·四’学潮，学生烧了赵家楼，打伤曹汝霖；这次游行学生又捣毁章总长的住所，谁能保证我的安全不受威胁？”
说着，又委屈地唏嘘起来。段祺瑞默不作声，只顾眼睛盯着一个方向抽烟斗。李思浩接着说：“这次学潮来势很猛，我怕发展成上次规模。共产党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说什么‘卖国备战的金法郎案已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命与安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被政府勒令解散的非常国会议员，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反对金法郎案，他们的集会被驱散后，又转移到天津。国民党中执委也于近日发电，反对金法郎案。还有浙江、湖南、广州等省议会，相继发表反对通电；学生借‘五·七国耻日’游行示威，大、中学生4000多人罢课-……”段祺瑞虽强装镇定，但“五·四”风潮余悸未平，内心十分害怕。如果那样，国共两党会乘机煸动，西南派会趁势作乱，直系军阀会再起东山，国内反对派会群起而攻之。他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执政地位将不复存在。这是多么可怖可悲的情景啊！他不禁毛骨悚然。
就在这时，章士钊和沈瑞麟脚前脚后进屋来，章士章急不可待地说：“执政，据说北京地方检察厅插手金法郎案。昨晚，总检察长汪曦芝，总检察官翁敬棠秘谈几小时，决心一查到底。从今天起，翁敬棠推掉一切工作，开始全力调查金法郎案，连家属都送到天津去了。”
沈瑞麟补充道：“我的外交部，也有人发难，说我、章士剑、李思浩都在金郎案中获得巨额赃款，要彻底披露，很明显各界向司法，外交，财政三总长开刀了！”
章士剑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地说：“执政，我不能遭此不白之冤，我要抗议，抗议！”
段祺瑞疲倦地说：“行了，你快坐下吧。兄弟们，这不光对你们，而是对我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嘛。最主要的是镇定，镇定，自己先乱了阵脚，就等于把自己打倒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