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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中统三年的叛乱,给了忽必烈再好也没有的借口,他乘机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汉军世侯的举措。仅在中统三年十二月,他就连续下诏:
“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
“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
“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
通过实行军民分治,忽必烈改变了过去汉军世侯掌控地方军、政、财权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汉军世侯们也已知道,该来的来了,躲是躲不掉的了。聪明的如史天泽,就主动向忽必烈请求解除自己家族的军权。
言者谓李之叛,由诸将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官,不可并在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解兵符者十七人。
到了至元元年十二月,忽必烈再度下令:“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规定世侯死后,子孙“荫而不世”,下届官员均由朝廷任命,“遂使天下大官、小职,咸知名器自朝廷出”。如此,彻底剥夺了汉军世侯的世袭特权,削除了地方割据势力。
史天泽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也是心中有鬼。李在反叛之前曾经与其他汉军世侯有过信件等的联络,他原以为这些私下里对蒙古人也心怀不满的人,在他起兵后会响应他,所以他进军济南。这样,一方面便于接应他的智囊王文统,另一方面也好和这些军阀呼应。否则,他更应该向南移动,背靠江南的宋帝国。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各怀心思的家伙,根本就没有响应他。
元史《张弘略传》记载:李既诛,追问当时与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事得释。朝廷惩叛逆,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因解弘略兵职,……
这个张弘略是张柔的儿子,张弘范的兄长,他当时“总宣德、河南、怀孟等路诸军屯毫州”,宋军夏贵所占的地方,基本上是他夺回来的。地处山东的李和他联系也很正常,毕竟彼此靠的很近,如果能拉过来,将是一个强助。但“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其他的人和李联络的不少,而且回信中肯定对忽必烈鸟语一大堆。
史家有没有人和李联系?不会没有。明朝人记载,李在济南被抓住后,“严相公(严忠范,汉军世侯之一)首问曰:此是何等做作?王(李)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天泽)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于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斫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令其子提其首,以下山东诸郡”。
虽然这不见于正史,但从元史中所载,史天泽言:“宜即戮之,以安人心。”以及事后忽必烈给史天泽的谕旨:“朕或乘怒欲有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曰,复奏行之”来看,史天泽杀李是很匆忙的,虽然李的话有拖人下水的嫌疑,但这里面多少怕是有些隐情。
张弘略也因此给张家再度带来了危机。估计张柔到家也要痛扁张弘略,前面的事咱好容易才混过去,你个没脑子的就弄出这个事,这不是要咱老命吗?你就不能不回信,不落下把柄?也难怪后来张柔更看重张弘范。
但有没有人没和李联络?有,那就是董文柄。忽必烈即位后组建侍卫亲军,董文柄被他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中统)二年,擢山东东路宣抚使。方就道,会立侍卫亲军,帝曰:“亲军非文炳难任。”即遥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三年,李反济南。文炳会诸军围之,贼势日蹙。文炳曰:“穷寇可以讲擒。”乃抵城下,呼将田都帅曰:“反者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田缒城降。田,之爱将,即降,众遂乱,擒以献。
由此可见,在平叛中,董文柄同样立了功。不仅如此,在随后安定山东人心的过程中,董文柄再度表现了他的干才。
伏诛,山东犹未靖,乃以文炳为山东东略经路使,率亲军以行。出金银符五十,有功者听与之。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从数骑衣冠而入。居府,不设警卫,召故将吏谓之曰:“狂贼,误汝等。已诛,汝皆为王民。天子至仁圣,遣经略使抚汝,当相安毋惧。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吏,汝等勉取金银符,经略使不必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
平定李叛乱后,忽必烈或多或少地剥夺了所有汉军世侯家族的权力,只有董氏,一个也没有触动,这也是董家超越其他两家的开始。由此也可以看出董家和忽必烈的“近”。
到了至元三年,忽必烈又采用了易军而将的方法,以董文炳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掌史天泽旧部,以史格为毫州万户,掌张柔旧部,原来由史格领的邓州军则交张弘范统管。
上面这些,归根结底,是北方汉人的权利被大幅削弱了。儒生们能例外?
元史《王文统传》里记载:又明年二月,李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先是,其子彦简由京师逃归,遣人白之中书。及反书闻,人多言文统尝遣子荛与通书问。世祖召文统问之曰:“汝教为逆,举世皆知。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书毕,世祖命读之,其间有曰:“蝼蚁为命,苟能获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欲缓颊于朕耶?”会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水至,为逻者所获,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久矣,第缘陛下用兵北方,不能兼顾。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傍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李一反,王文统当即被抓。这应该是忽必烈早就派人盯着他了,造反怎么可能事先没动静,他就是想走,也走不掉。至于他的辩白,还不如不说。但忽必烈顺手又玩了一把考察:
(忽必烈)犹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至,示以前书曰:“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柔独疾声大言曰:“宜剐!”世祖又曰:“汝等同辞言之。”诸臣皆曰:“当死!”世祖曰:“渠亦自服矣。”乃诛文统,并戮其子荛。
张柔如此说,多少有表白的意思,儒生们也被逼得当场表态。但王文统无论如何是有才华的,即使是元史亦说:“文统虽以反诛,而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出于文统者居多”。
但《新元史》上还同样记载了王文统后的另一件事。
时回回人乘间上言:“回回虽盗国家钱物,不至如秀才敢为叛逆。”
虽然忽必烈驳斥了这些人的言论,但他随后明明知道来自西域的色目人贪财,还是大肆起用阿合马、桑哥等人,由着他们排挤汉臣。这恐怕不光是为了敛财,同样也有压制汉人儒生的意思吧?
我们史书上的点评是:
“初,廉希宪、商挺并为世祖所信任,希宪誉文统,挺亦荐其有宰相才。及文统伏诛,世祖逮挺下狱,又因事免希宪官,始疑书生不可用。阿合马、桑哥等,遂以言利进焉。”
史臣曰:“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姚枢,皆世祖潜邸宾僚,赞帷幄之谋,以成大业。默请罢王文统,相许衡,世祖不用其言,而事后思之,又蔽于阿合马之奸,不相衡,而文谦亦为阿合马所挤。呜呼!君子难进易退,自古则然矣。”
这些带点酸味的语气充分表明,儒生们根本没有认识到,那是蒙古帝国,不是把你们当宝的大宋。在这里,汉人永远是三等、四等人。幻想着在这里高人一等,不过是你们的一相情愿罢了。
可是,这世上有把你们当宝贝的,哪就是宋帝国,但你们又是如何对待它的呢?
那个受李之乱牵连的郝经,被宋帝国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一直到至元十二年,才被放回。期间,我们的帝国大臣们也是脑子进水了,极力想迫使这个北地大儒投降,但人家就是令人无语的“坚贞不屈”。
新元史中还记载到:开封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咸谓经之忠节所感动。时南北隔绝,经不知改元,故题曰中统十五年云。
郝经离开南宋返回北方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后世有人称赞他是元代的苏武。但不客气的说,新元史的这段记载,渲染过头怕是有点假。看管的严,郝经等人不可能得到大雁。看管的松,能得到大雁,就不可能不知道忽必烈改年号。
旧元史的记载还靠点谱: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其忠诚如此。
但不管这个来自于苏武牧羊的故事是真是假,后人还是只知道苏武,很少知道这个元代大儒。因为这里面的区别,人人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