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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半道上遇几个小土匪，天成的小藤箱太惹眼，被抢走了。好在那点活命钱和“王字”藏在贴身的内兜里，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回不了勿里洞了。
走了十天才到广州，身上的衣服已经带一股汗臭，行李被抢走，没有换洗的衣服了，天成找到卖衣服的店铺，买一身粗布衣裤，上衣是对襟的布扣，下摆两边有两个大衣兜。换上了衣服，再小心地把藏在裤衩内兜里的钱和王字取出来放在新衣兜里，装着钱，他总是记得用手按住，这年月，身上有点钱财让人看到就会遭抢。
在广州码头买了去南洋的船票，等上船渡洋的人群乱哄哄的,很多人往前挤,船工拦在那里喊道：客满了，船小,不能再上人了，你们等下趟吧。天成没有挤上去，没挤上船的人抱怨着：不能上还卖票，这不是坑人吗？船工说：过两天还有去南洋的船，船票有效。
天成只好离开，这才发现有个衣兜里的钱已经没有了，刚才趁人挤的功夫被人扒走了，他很痛心，好在还有些钱和那张王字放在另一个衣兜里，他就在码头附近找家小客栈暂时住下，住店比睡街头安全。
他每天都往码头跑，能上船就得上，不然，又要错过船期，再等下去，那点钱哪够等？这次他挤上船了，一问，才知道是开往星加坡（二战前，南洋把新加坡称作星加坡）的，他便想下船，人家说船到星加坡还往棉兰去，可以不下船，天成想这样也行。合适的船期难等，出洋的人比当年他和登贵四人一起出来时还多，都是到南洋找活路的，所以能挤上船就别再下船了。
在海上颠了十天，船靠了岸，说是到星加坡了，船工催乘客们下船。天成没动，他说：船不是还到棉兰吗？我到棉兰下。船工说：不去棉兰了，舱底漏了，不能再走了，要在这里停泊修理，这一修至少得三四个月，要等的话得自己负担伙食费，船家不管。有几个跟天成一样要在棉兰上岸的乘客都嚷嚷了：我们买的是到棉兰的船票，现在赶我们下船，那得退钱。船工凶狠地说：退什么钱？告诉你船漏了，把你带到这里就算不错了，没让你沉入大海已经很幸运了。双方争吵也没结果，旅客统统被赶上岸了，他们只好认倒霉。
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所有出洋的人到哪不都是人地生疏？都得硬着头皮自己找路子，胆子就是这样练出来了。
星加坡的店铺和楼房都显得洋气，有不少唐山客，也有高鼻梁的洋人。洋人也有不同，白皮肤黄毛是西洋人，大鼻子黑卷发黑眼珠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矮鼻梁棕色皮肤是马来人和婆罗洲人。人们的穿着各式各样，从衣着也能看出是哪国人：穿长衫和旗袍的是唐人，穿西服系领带的是西洋人，头上包白布头巾蓄着大胡子的是阿拉伯人，穿丽莎露肚脐的是印度人，穿沙笼的是马来人。人们说的话也各不相同，洋人说英语，马来人说马来语，唐人就说华语。华语也分几种：文化人说官话（指普通话，也叫国语），其他多数讲闽南、潮州、客家、广府四种方言。
天成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着口袋里的钱不多了，吃饭必须省着吃，这里花销比广州还贵，住旅店真住不起，自己该怎么对付？
他东张西看，不知该往哪走，索性在马路沿坐下。两个腰间系沙笼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故意撞到他身上，然后像是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天成听不懂，也不跟他们计较，他们走过去了，接着便撒腿跑，天成还没反应过来，他摸摸衣兜，糟了！钱没了，一定是那两个人趁机偷走了，天成马上追上去一边喊：多隆！多隆（tolong，印尼话，即向人求助的呼叫）！
迎面走来两个唐人，一个穿长衫，四十来岁，长方脸，一个穿西服长裤和衬衫，约莫三十五六岁，长方脸戴近视眼镜，拦住天成用客家话问他什么事，天成说：钱，我的钱被前面那两个马来人偷走了！他几乎哭出来：那是我几十年苦挣的钱，是我的活命钱啊，我怎么活啊！
穿长衫的人拿出一点零钱给他：拿着吧。天成没有接，摇着头说：没用，我是从南洋回乡的，现在要回棉兰，船漏了，走不了，没有钱了，我怎么能在这里过下去呢？
两个唐人问他从哪来，去了哪里，天成都说了，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说：你跟我们来，前面是报馆，你别怕，我们就在报馆工作。天成不知道报馆是什么地方，这两个唐人看样子是好人，他也只能向唐人求助了。
报馆的门面不大，门边挂个招牌，上写“华侨日报社”几个大字，天成不识字，他只是跟着那两个人走进去。门内是个不大的门厅，像是接待室，旁边有几间房，隔着种着花草和两棵棕榈树的天井有排房子，像是车间，上了楼梯，走廊里面是个办公室，走廊拐弯处是几间房，他们开了办公室的门，让天成进去。有一女子伏案在写着什么，很年轻，才二十一二岁左右，面庞清秀，齐肩的头发乌黑亮丽，穿着还像个学生。
他们让他坐下，天成不敢坐，很拘束地站着。穿长衫的人问他回乡后的情况，天成把家乡的情况一说，眼眶又红了，穿长衫的人问他：你有“王字”吗？天成看这几个人态度和善，断定他们是好人，便摸摸口袋，掏出了船票和那张王字，递过去，说：在这，好在他们没偷走。
他们仔细看了看，点点头，又问：你出洋多久了？一直在棉兰住？天成说：我出洋三十年了，光绪十五年出来的，卖身上了红毛的船，被带到勿里洞，在锡矿里呆了二十年才脱身。
办公室里的人听了都围拢过来，问：你是契约华工？是勿里洞锡矿工人？天成点点头，他们几人互相对视了一下，脸上有些惊喜，穿长衫的说：这位大哥，我们正在调查南洋契约华工的情况，遇到你太巧了，你没有地方住吗？你暂时在我们报馆里住下，报馆给你吃住，不收你的钱，白天你给报馆做点扫地烧水看门的杂事，这样行吗？
天成小心地问：报馆是干什么的？他们告诉他：报馆就是印报纸，出消息，读了报纸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楼下几间房是排字车间和印刷车间。我们正要找契约华工详细了解你们出洋的经过和矿里的真实情况，你对我们太有帮助了。天成说：我不识字。他们说：没关系，大哥，你把这二十多年的经历详细地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写出来。
天成有点害怕：红毛知道了，会来抓我的，他们给我脱身字之前说了，出来后矿里的事不能往外说。穿长衫的说：我叫鲁鸣山，是报馆的主编，要抓人先抓我，你放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他们几位都是编辑人员，这位叫许可耕，这位叫朱子芸，还有几位在外头。
许可耕就是那位和鲁鸣山一起把天成带来报馆的人，朱子芸是那位学生摸样的女子，他们都带着和善的笑容朝他点点头。天成便大着胆子问：你们写契约华工要做什么？鲁鸣山说：大哥，契约华工的苦难不是你一个人几个人的苦难，是全民族的苦难，近百年来，契约华工制让多少贫苦的中国人冤死，殖民主义者吸干了你们的血，我们要揭露殖民主义者的罪行，你把你的经历翔实地告诉我们，就是替契约华工说话呀，你不用怕。
天成心里激动起来，苍天有眼，遇到好人了，他眼眶都湿了，他忽地扑通跪在地上，泪水禁不住往下流，说：老天让我遇到好人了，我先谢你们了。鲁鸣山等人赶忙把他扶起来，说：大哥，你慢慢说，把所有的冤屈都说出来。
天成暂时在报馆住下了，吃住全免，许可耕给他送来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一双木屐一双胶底拖鞋，天成从来都没穿过胶底拖鞋，他说：有双木屐就行了。许可耕说：你洗澡时穿木屐，白天上下楼梯得穿胶底拖鞋，不然声音太大，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许可耕把他带到门房旁边的小房间，说，这就是你的房间，你睡这。床铺还上了蚊帐，许可耕吩咐：晚上把帐子放下，热带地方蚊子多。天成感动地说：我活了几十年，这是第一回睡有蚊帐的床，太感谢你们了。
排字车间一排排的木架上摆满铅字，几个工人围着黑色围裙，手里拿篇文章，对着文章从架子上拣着字摆在手中一块小木板上，天成不敢打扰他们。院子的后门出去还有个小平房，那里是印刷车间，天亮之前，报纸就在那里印，一张张的摞起来，按数摆好，天大亮了，就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来取报，他们把报纸装在背包里，到大街上喊：卖报，卖报，华侨日报。他们会把当日最抢眼的消息标题当广告词来吸引读者。
白天，天成的工作是每天清晨打扫院子和办公室，给天井的花草浇水，然后上市场买些菜，中午给编辑部几位编辑做顿饭、烧开水，平时就看管大门、留意大门别让不认识的外人进来，有人来了，先问清楚，通报一声。楼上办公室旁边的房间是客房，常有香港来的客人就住那里，天成也管打扫客房，给客人送水；另一间是朱子芸的卧室，编辑部里的先生只有她一人常住报馆。
晚上，关了大门，他们让天成来编辑部叙谈，许可耕和朱子芸用笔录下他所叙说的一切，时而打断，让他再说得更详细，或者提些问题，天成边回忆边回答。从当年四人为什么离家出洋，到汕头怎样画了押、剃了辫子、来顺的钱被抢走后又被装进麻袋里丢在船舱的角落、契约华工在船上吃些什么、有人闷死病死就被扔进海里、上岸时一个个用绳索捆成一串、红毛让脱光了衣服焚烧……一直讲到从丹戎班兰到岸东,都是无人的荒山野地，华工们一路砍伐林木劈开荒野开出了路，多少个弟兄死在路上……又讲到了巴力里才知道上当受骗，苦干了几个月却没有工钱，要下矿湖掏出锡沙才算工钱……讲到矿湖冒水,矿窑塌陷,多少个弟兄惨死时,天成泣不成声……还有的矿工不是因矿窑塌陷才死的,却因得病没有治疗而死去,也有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牛马不如的日子自杀而死的……
天成叙说了七个晚上都没有说完。他说：我是不是说得太啰嗦了？他们说：很好，不啰嗦，你说的都是真实的，越详细越好。他们记录后，整理出来，读给天成听，有遗漏或者欠详的他再作补充，他们再修改，最后交给鲁鸣山阅后定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