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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大型战舰，最主要的物料是木材，但赛里斯在北方因为常年的农垦，交通便利的地方见不到几棵树，有树的地方都交通不便。
为了修筑宫殿，帝国工程部门花费了相当于两百万杜卡特的运输费用从四川等地采购粗大的木材，这样的木材如果用于建造战舰，倒是绰绰有余。
但宫殿已经修完了，显然我不可能拆了好不容易修好的皇宫去造船。
我调研过各个船厂的报告，几座官营造船厂自古以来，所需的材料都是摊派给各个省份的山民，但随着农田的开垦和山林的消耗，木材的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工部才把实物税改为货币税，让各地的竹木抽分厂局征收银两，再从市场上购买木材。
让山民交木料，山民直接交粮食和银两抵税，再拿这些通货去其他地方购买木料，所以现在设竹木抽分场根本就是脱裤子放屁。
这种税收实际上已经像马银一样变味了，不管是在运河沿岸上抽取木料税收的工部关，还是竹木抽分厂局，行使的实际上都是户部的职责。
姑且不论这种混乱的税制和财政架构对赛里斯经济危害有多大，工部拥有自己的小金库之后资金调度会有多麻烦，只是征收金银作为税收的话，根本不能满足造船厂的木料需求。
因为赛里斯实行特殊的户籍制度，工匠是一种法律规定代代相传的身份，而各个造船厂都下辖一批固定的工匠，这些工匠为官营造船厂工作是一种代替税收的劳役，每年服役一个季度。
也就是说，造船厂的人工费用很低廉，虽然这样做必然导致效率低下，但帝国的许多船厂都位于南方，南方气候温暖，树木和粮食的生长都比寒冷的北方要快，可以提供足够的人力与物料。我待在北京，没有办法精细地让南方各个船厂雇佣民间工匠，如果没有信得过的官员管理船厂，直接撒钱等于把银子丢海里。
至于信得过的官员……
华夏大牧首区牧首宋献策要筹建北京教区。
内阁大学士王祚远要帮我处理帝国政务。
新军将领刘之纶要训练新军，并协助李邦华整顿京营。
赛里斯的官员需要三样素质，能力，品性和忠诚，但大多数合格的官员只有其中一项，拥有两项的人少之又少，三项全有的圣人我至今一个都没见到过。
要是真有这样的能人，我又怎么舍得把他下放去管理船厂呢？
所以清江造船厂，临清造船厂这些传统的船厂只是领到了我的行政命令，以及一笔只能用于购买船材的专项用款。胡乱改革一座千里之外的船厂只会让事情变得一团糟，既然旧有的造船厂已经勉强运行了两百年，那么再多运行两年我也忍了，只要能把我的大舰队造出来，多花点钱，多等些时间也能接受。
要是生在北京却无视各处船厂的现实条件，盲目改革船厂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结果还不如先前，那算怎么回事？岂不是花钱买罪受？
五万两的造船经费拨给工部之后，我心里空空落落的，好像慈母看着孩子出行远门，前途凶吉未卜。
当然，千里迢迢从北京运输五万两到南方，鬼晓得会在路上被贪掉多少，所以这笔钱是从南京户部账上预支的，到时候从今年送进内帑的金花银中扣除。
我把玩着书桌上的银锭与金条，银锭冰凉滑腻的触感和雪白的纹路令我全身舒泰，而黄金赤红的光华胜过世间一切美景，只是看着就能忘记所有的忧愁。
如果赛里斯人用黄金交易就好了，黄金的运输要方便得多，但赛里斯帝国的黄金产量相较于人口和市场很低，难以肩负起通货的职责，只能有白银才能勉强承担赛里斯的经济运转。
我点名批评一下赛里斯的币制，因为赛里斯物产丰饶，白银的币值相较于常见的百货依然过高，以至于民间要么用铜币，要么用布匹和谷物之类的实物来交易。因为整块的银两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使用，要使用白银时常常要剪成细小的碎银来零用，每个店铺都要配备天平和剪刀。
白银剪碎了重融，重融了剪碎，不仅会产生火耗，也给商业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我就吃你碗馄饨，还要像炼金术一样量半天天平？
所以很多店铺都让常客改用记账制，一月或一年一核销，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解决问题，白银的流淌依然滞涩。
财富唯有流淌起来才是财富，在口袋和地窖里淤积起来的金银只是冰冷的石头，连那些南方的商人都把钱称为水，深知活水不腐的道理。
很多官员对于财富与贸易的认识还不及那些商人，不过也有不少官员是商人世家出身，倒也不是不懂这些。
我瞥了一眼身边的内官，他正兢兢业业的给我整理着藏书，因为找错了书，他不得不在两样处罚中做出选择，要么挨板子，要么交出两千钱抵罪。
显然，他交不出那么多钱，身上只有两吊钱，所以我借了他一千八百钱，让他打了内帑的欠条，九出十三归。
我把那两吊用麻绳串起的钱摆在金银边，赛里斯的铜币不同于欧洲，圆形的钱币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孔，便于穿绳携带，很是便利。
这些钱显然是这个小内官慢慢积累的，里面既有这几年铸造的新钱，也有满是铜绿的旧钱，钱的薄厚和直径也不一，有几枚钱的铸造工艺很差，重量很轻，摸上去就一股粗劣感。
我怀疑这几枚钱里一点铜都没有，甚至都没有多少铁，完全是用铅在充数，可能稍稍一摔就会破碎。
这样的钱会被普通的商家拒收，可能要两枚才能抵充一枚，对于市场来说这种粗劣的货币是剧毒，会导致经济退化回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
显然，赛里斯的官府不可能铸造这么粗劣的货币，铸币是很严肃的事情，虽说赛里斯人并不把圣人、纹章或统治者的面貌刻在钱币上，但他们会刻上皇帝的年号，用于彰显皇家的威严。
显然皇帝的尊严不会允许官员用铅来彰显，所以官方铸币都是用十足的铜来铸造的。相较于价值更高的白银，这些铜币才应该作为零散交易的主流，但等到市面上都是劣质铜币之后，商贾和平民自然只能选择难以伪造的白银来交易。
换言之，要解决白银的零碎交易问题，只能用大量发行铜币解决。
这些劣币都是私铸的，一些不法分子会购入铜料，通过掺入贱金属的方式，获取利差，而掺的贱金属越多，他们赚得就越多，如果不把市面上的劣币和私铸者都干趴下，我铸造再多铜币也是徒劳的。
不法分子会把好钱都收集起来，融化之后掺入贱金属，然后铸成更多的劣钱，我铸得越多亏得就越多。
除非赛里斯的铜多到价格与铁、铅一个价，否则靠增发铜币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虽说《光明法典》规定，私铸钱币是要砍头的……赛里斯法律还规定贪污要剥皮呢，有什么用。
以前赛里斯人还用纸币作为货币，甚至在蒙古人统治这片土地之前，基于纸张建立的货币就已经平稳的运行在这个国度上了。我看了史料记载，又听了几位户部、工部官员对纸钞的理解，明白了这套制度在如今难以运行的问题。
按照道理，一张一两银子的纸钞，要对应各地藩库中真实存在的一两白银，当有平民拿着宝钞来兑换的时候，要把一两银子换给他。
这样官府负责保管白银，而轻便的纸钞作为白银的凭证
但很快官府就会发现，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多人同时兑换，所以各个库房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白银来承兑，发出去一万两纸钞，可能在库房中只要存五千两白银就够了。
多出来的五千两，就能用在其他地方，或者用一万两白银发出两万两的纸钞，增发的货币，却能实实在在的拿到市场上消费使用。
而增发了一万两，就会想增发两万两，经手人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只要让雕版多印刷几次，多敲几个章，就能凭空变出财富来。
即使帝国政府把印刷纸钞的权力收拢，并且用高明的防伪手段防止私人印刷纸币，统治者和执政者只要稍稍心生贪婪，就会开始超发。
于是市场上的纸钞越来越多，会来兑换白银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要求兑付的白银数量超过承兑的额度，官府要么拆借，要么只能拒绝承兑。
原本一两银子的纸钞之所以值那么多钱，是因为它能切实的换到一两银子，而现在却有被拒兑的风险，无法兑换的纸钞，自然会开始贬值。
即便官府补足银两，信誉一旦遭到打击，就很难再修复了，而显然皇帝与帝国官员也不愿意为了虚无缥缈的商业信用去花费真金白银，而是任由纸钞贬值。
所以这套制度很明显会崩溃，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在很久以前，纸钞是可以用于支付税收的，但到了现在这个王朝，官府做得更过分，采购物资、发放工资用纸钞支付，收取税收却只接受实物和白银，既然连统治者都拒绝相信这些纸是财富，这些纸钞自然很快就变成了废纸。
倒不是我突然对赛里斯的币制感兴趣，而是内帑的白银又见底了，如果能用铜币支付，我就不用费尽心思从各种地方搜刮银子，很多官员贵族也能留在直隶继续欺男霸女，不用被我抄家之后发配台湾。
假如更进一步，我能用赛里斯宝钞支付工资，到明年这时候我就能建起一支百万人的军队，犁庭扫穴，让鞑靼人见鬼去。
可惜，现实很残酷，工部宝源局给我算了笔账，以现在市面上的铜价和工价铸造铜币，居然是亏本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一万枚铜币采购铜料，雇佣工人开炉造钱，可能造出来的钱还不够一万两，虽说每年宝源局还要造钱，但这是为了让市面上出现“崇祯通宝”这种钱币，是为了“皇家威仪”，而不是为了赚取差价。
至于铜为什么这么贵，算起来还是战争的原因。战争迫使赛里斯军队大量铸造火炮，而铁炮铸造需要高超的工艺，铜炮就相对简单了，所以各地军队都在争相铸造铜炮，让赛里斯的铜价贵了好几倍，如果铸炮热潮继续进行下去，说不定会有人融化铜钱来铸炮。
是谁啊！是谁天天让军队铸炮啊！
不管了，捉蛐蛐去喽，听说北京城最高规格的斗蛐蛐比赛，赢钱之后能拿上百两的白银，要是能捉到只八败、三段锦，击败北京城所有的口袋虫豸训练师，我赚的银子能铺满这张书桌！
什么江山社稷，黎民百姓，都滚一边去，我要玩蛐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