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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冬天到了。早上签到时,办公室的魏老师告诉大家,上午十点半召开职工大会。
“宣传部的肖部长来主持会议,中午在海天大酒店吃饭……大家相互转达一下。”
有人嬉皮笑脸地问:“是不是吃散伙饭?”
“没有这样说哟。不过,部长来主持会议,肯定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消息。”
“最后的午餐,早晚的事!”
说是大会,其实也就二十来个人参加会议。大家的表情,都有些沉重。年轻、帅气的肖部长如约而至,一句话打破了沉闷气氛。
“如果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大家猜一猜,我是从门进来的还是从窗户进来的?”
话音一落,社长首先鼓掌,会议室里随即掌声一片。
整顿党报党刊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2003年的11月份,各级的有关文件已经下发,取缔县级报纸已成定局。
“没有办法,《阳安报》到今年底停办。所有资产和帐务交宣传部,年底前交办完各种手续。”肖部长肯定了报社近年来的成绩,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也谈到了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
悬而未决的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仿佛一个石块从胸部卸下,压抑已久的情绪释放了出来。
阳安是一个一百四十多万人口的县级市,但在不久以后,将失去唯一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据称,在发达国家,不少几万人的小镇,都有自己的报纸。当然,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报纸,而在于报纸存在的形式,是不是符合市场和新闻规律。所幸的是,上面的文件并没有一刀切,规定自主发行的报纸,或者免费赠阅的报刊,不在整顿之例。换句话说,如果县级党报不通过行政命令发行而完全市场化,或者政府出钱办报同时以赠阅的形式存在,便可保留。一位小地方的大人物,口若悬河地说:“你还要什么阵地,省上有报纸,地区有报纸,足够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了。”就目前的党报党刊而言,此话可谓千真万确,但新闻则不然。新闻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是一种大众的文化,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当然,也是叶明的饭碗。而且,新闻的地域性,更有可能满足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人与事的好奇心,这也是地方小报存的最大价值。其次,党报党刊如果失去新闻性,仅仅如某些官员看成其党的传声筒,必然会失去读者,也达不到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因此,小地方有一张自己的报纸,并非是大义不道的事。但阳安的经济太落后了,年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元,每年的财政缺口达七八千万元,没有闲钱保留这样一份报纸。加之为了各自区间的利益,地区一级无条件取缔县报的态度非常强硬,这会增加地级报纸的权威和广告收入,即使阳安有这个经济势力,也不敌权力的威慑,也只能望着中央或者省里的文件按地区的文件执行,那就是无条件地取缔县报。官大一品压死人,哪怕只差半个级差,下级见了上级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官大的骂官小的,可以如同骂自己的儿女一般。诸多原因,决定了《阳安报》和《阳安周末》的使命。
其实,市领导们非常希望有一张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个阵地,也是一个说话和露脸的地方。总之,无论地方大小,对一级党委政府和当地百姓来说,有一张自己的报纸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事实再一次证明,无论经济实力还是权力,落后或者低了一等,就得受制于人。
阳安曾经是四川的农经作物主产地、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生猪输出大县,改革开放后,一度什么也不是了。好的企业跑了,大的企业跨了,新的企业还没有起来;棉花不种了,生猪品种落后了、产量也下降了。领导们天天高喊:环境兴市、工业强市;扭住特色产品,构建支柱产业,实现三大赶超。大会小会不停地开,内容不外乎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添措施、狠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等等,已经形成了模式和套路;讲话材料完全可以制成模板文件,只消换题目和部分内容,任何一个会议都用得上。有一位讲话时经常念错别字的领导,在同一时间参加两个会,到了第二个会场,私下里问问前面哪些领导讲了话,然后在他上台的开场白中,甚至可以把前面领导的讲话重点大致不差地重复一遍。会议甚至其它具体工作,大而不当、空而不实,常常流于形式。然而,振兴一方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喊口号和多开几场会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口号喊了会开了,经济则依然停止不前。不过,改革开放后的阳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出产干部。市委书记和市长走马灯似地换,屁股还没有坐热,又换了。叶明到报社三年多,阳安就换过两个市委书记和三个市长。据说,阳安不少局行领导的任命,往往都由不得市领导来决定。阳安的干部不好当,当阳安的干部也不容易。干部换得勤,从阳安走出来的干部自然就多;这一来,“干部”可能算得上阳安真正的特色产品了。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和这个地方的领导能力和操守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这个原因,加之阳安的领导难当,每换一届领导,就会有新的形象工程或者民心工程,用以体现领导的政绩和水平。什么彩化工程、亮化工程、绿化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工业园区、音乐广场等等,名目繁多,不亦乐乎。既然是工程,自然免不了在地上动土,由于领导换得勤,好长一段时间,城区的地下挖得稀烂,感觉这个城市永远都处于废墟中一般。有一条曾经是装点脸面的街道,中间一会儿建个花台,一会儿又撒了换成护栏,不久又换成花台,往返数次,好好的街道常常是一片狼藉。市民说得非常形象:“每换一帮领导,就朝着地下挖,好像这地下真的有啥子宝贝……”这可能是阳安城的又一特点了。
有了这些特点,留不住一张报纸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当然,话也要说回来,说到底也就是一张报纸,没有它人们照样一日三餐、照样呼吸空气、照样工作、照样打牌下棋、照样吃喝玩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阳安报》创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间因为经费原因几经停刊,最近的一次复刊是在十年前;如今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历史所封存。一张报纸的存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阳安的历史和变迁。
一种新的生活即将结束,在一个时期,报社的人常常议论报社的命运,而且说着说着,没了边际,也不免怨声载道。此时,你一言我一语,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也表达了一种小人物的无奈和不满。
人员的如何分流,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报社的多数人是招聘的合同工,这部分人自谋生路。正式员工,由宣传部统筹安排。最后,肖部长诚恳地说:“不论正式工还是合同工,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忙,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给予帮助……”
叶明当然明白,这不过是领导的客套话而已。最后的午餐,大家喝了不少酒,吃得很开心。管他的,不吃白不吃,不开心白不开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