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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延州，正是一派农忙景象，金城至延安的官道两侧，延河两岸，一派翠绿景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在延河和洛水两条主要河流沿岸，到处都修筑起了小型的水坝和木质的水车，原本干涸贫瘠的土地，在成百上千架水车的灌溉下都种上了黍米和小麦等作物，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们挥汗如雨，拿着铁质的犁头锄头等崭新的农具在田间地头不要命般劳作着。
布政曹司农科在延州的九个县都设置了农业站，由县丞直属管理，这些农业站只有一项功能----将自州城运来的新农具发放给农民们。
丰林山上的铁工营如今已经壮大到一千三百人的规模了，木工营则已经超过了两千人，如今丰林山区每天可以出产一百件农具和一百杆木枪，这对于一个地方藩镇而言已经是难以想象的成就了。
然而李文革并不满意，丰林山区的生产并没有完全摆脱作坊式手工生产模式，完全不是他设想中的工业化生产模式。
在经过实际的调研之后，李文革确认，在周正裕的领导下，厢兵司已经将辖区内的每一个劳动力都调动起来发挥到极致了，对于祖霖领导的研究小组的各项技术革新，老周也尽可能地做了向生产力转化的努力。
应该说，在手工业时代，这样的生产规模已经可以算是巅峰状态了。
对于李文革的不满意，老周很是不解。
对此。李文革地解释是：“周大哥，这不是你的错，你做得很好，只是我这阵子忙于战事。对这边的关注实在太少了！”
李文革回到延州之后，连续半个月都在进行不动声色的调研和考察。这半个月中，他只下达过三道命令，一道下达给州府，两道下达给八路军厢兵司。
下达给州府地命令是对金城至延安的硬质公路进行招标。招标的条件是，在允许这些商家未来收取过路费之外，将向出资金额排名靠前的十家商号无偿转让四轮马车的制造技术，而出资地商家前二十名则将拥有该条路面免费通行的权利。
下达给厢兵司的第一道命令是将祖霖领导的齿轮研究小组从目前地十人规模扩充为百人规模。调配了更多的熟练铁匠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第二道命令是对祖霖个人进行嘉奖，不是因为那还未曾研制出个子丑寅卯的铁制齿轮，而是因为一套木制动力的风箱。
这个风箱是祖霖研制齿轮的副产品，在最初靠手工制作齿轮失败之后，祖霖开始尝试铸铁制造齿轮。而铸铁技术需要的高温现行的人力风箱无法提供，于是祖霖利用延河制造了一个水力风箱系统。
这个水利风箱系统其实很简单，在延河的一条支流转弯处挖出一个导流槽，在这个导流槽中段再挖出一个副槽，在这个位置的导流槽上筑坝。再在导流槽上游入口位置筑坝。在副槽入口位置也筑坝，然后在副槽边上搭起铁匠棚，在副槽上竖起一个叶面宽半径却小地矮胖型水车，木质地轴一直伸入铁匠棚连接在风车的主机上，风车主机则是李文革时代电扇扇叶的翻版。
这样一来，铁匠棚里的铁匠们就不必挥汗如雨地拉动风箱了，只需要通过导流槽和延河之间的落差将水引入导流槽，再通过副槽和主槽之间的落差将水引入副槽。便可以驱动风箱持续工作。通过三座水坝可以控制副槽中水的流速，也就可以控制风箱的功率。
这个系统地缺点是能源较弱。人力挖出来地落差毕竟不必天然落差，其有限的势能限制了风箱地功率上限。通过这个风箱最高只能将铁水的温度维持在九百度左右，使用四台人力风箱不间断作业同样能够达到这个温度。
李文革给祖霖的嘉奖很是独特，他奖励祖霖朝散大夫散秩并一百缗奖金。
正奉大夫是从五品文散官，在延州，只有那些拿出田亩数超过千顷的大族族长才有资格获得这种散秩。在这个时代，官职名爵授予庶民都是稀罕事，更何况是授予一个女流。
这一点很快引发了丰林书院内部的一次热议，李文革在书院的一次会议上与数十名教职人员座谈时明确表示，书院鼓励任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创造，只要最终效果被确认，延州军政当局绝不吝啬官爵名器。
这个因为研制铁制齿轮而导致的炼铁技术革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丰林山上炼铁工业的现状，李文革搜刮了自己所有的高炉炼铁知识，也仅能向祖霖等人提供“高炉、木炭、强力鼓风，下进上出”这几个模糊的概念，倒是他提出的热力循环使用的概念给了祖霖一些灵感，这一点成为丰林山炼铁技术进步的原始突破口。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铁矿石，关中的著名铁矿大体分布在南边，延庆诸州只有几座很小的铁矿，这些铁矿开采困难不说，矿石质量也很成问题。
当然可以对外采购，铁器和铁矿石之间那悬殊的差价使得运输成本基本上不算太大问题。但是以州府原本便很困难的财政现状而言，用黄澄澄的铜钱去买黑不溜秋的石头，李彬和秦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要知道，现在延庆宥夏四州所需的全部粮食还在依赖进口，有限的资金不可能投入到这种匪夷所思的采购当中去。
在调研期结束后，李文革开始了对八路军厢兵司的改革。
广顺三年七月十二，李文革向厢兵司下达整编命令。调整了厢兵团编制，将厢兵团整编为杂役营、运输营、预备营三个营，撤消了铁工营、木工营及兵工营编制。整个厢兵甲团由原先的七千余人缩编为三千三百人上下。
被撤编地三个营，李文革成立了三个新的组织来进行管理和经营。他们分别是铁工合作社、木工合作社和兵工合作社。
李文革拉来了因为谋求公路运输独家经营权未果而满腹牢骚的陈哲，鼓动他入股铁工合作社，李文革慷慨地表示，丰林山铁工合作社可以以陈家的姓氏命名，叫做陈氏铁工合作社。而未来铁工合作社生产地所有民用铁器都由陈家经营买卖，条件是陈家必须承担炼铁技术的开发和铁矿石采购的费用，以此作为股本参与铁工合作社的经营。
相比起垄断公路的运输权，未来地铁器垄断买卖一下子吸引住了陈哲。尽管这种炼铁技术开发的模式闻所未闻，其中也蕴含着无尽的商业风险，但是陈哲还是被其潜在的商业前景所打动----要知道，铁工合作社目前有将近八百人在工作，这些人手工生产出来地铁器每个月是个不小的数目，仅政府采购一项就足以形成流水（原先铁制农具制造是由李彬的政府拨款，在未来将把这部分拨款变为政府采购），陈哲知道，李文革现在的地盘不比以往。未来仅延庆两州的农用铁具采购就足以值回成本。
陈家的商队四处奔走。从关中南部带回铁矿石所需要付出的仅仅是运输成本，那些极难炼制的石头在当地商人的眼睛里不过是些废物，是大宗粮食货物贸易地“添头”而已。
只有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地铁匠而言，铁矿石才是能挣来衣食的宝贝，但在这个时代，集团作业的铁匠是没有的，手工作业模式都是自行解决铁矿石的需求，这就导致了这种资源的产品虽然昂贵并且被管制。但其资源本身却罕有人问津。
陈氏铁工合作社采取股份制模式。陈哲一次性投入两万缗钱作为基础股本，未来则以大量的免费铁矿石折抵股本。陈家占有合作社六成股份，而八路军方面则由购置曹主事刘衡代表军方参与经营，持有三成股份。比较特别的是，祖霖个人以技术入股地模式持有合作社一成股份。
李文革以同样地模式处理了木工合作社----这是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人的大型企业，目前这个企业地主要盈利模式是造船和造四轮马车，其他农具收入只算小头，对于这个企业，陈哲的财力不够，只得又拉上了三家商号，每家只占一成股份，而刘衡持有五成股份，祖霖仍旧是一成。
兵工合作社就特殊些了，这个合作社的产品都是兵器甲胄盾牌等军用物资，暂时不能允许民间参股。李文革把这个军工企业直接编制在了厢兵司下面，与厢兵甲团平级，任命刘衡权知兵工合作社事。
另外一个得到李文革财政倾斜的就是陈抟的道观，这个丰林山上的最古怪的建筑一直令周正裕腹诽不已。
冶铁也罢，造船也好，哪怕祖霖拿着公家的经费修水坝，周正裕将军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了----那毕竟是正事。
然而那个华山来的牛鼻子---他竟然公然在山上烧汞炼丹，用的竟是军费……
是可忍孰不可忍！
偏偏李文革下了严令，无论军中财政如何紧张，这牛鼻子的“经费”一文不许少全部要给齐，另外，这老道的全部要求一项都不许拖延迟误----包括他要求全山上下掏茅房……
七月十五，丰林书院召开了第一次教师联席会议，李文革“大祭酒”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后来被称为“七月决议”或“丙戌议略”
丰林书院从此开始实行课题制，课题种类被分为三类，甲类为基础科学类，这类课题大多是理论课题，这方面目前书院内公认李文革第一，因此尽管也有叶其雨等学痴主攻，还是相对人数较少。乙类课题为实验科学类，陈抟的道观便属于这类课题；丙类则为应用科学类，这一类课题最多。
课题制是为了将有限地研究经费尽可能最有效使用。在这里尽管李文革急需的是应用科学成果，但他还是很理智地将基础科学课题列为一类课题，正如他在对一类课题的作用释义中所说的，基础科学“通晓天地变化万物生灭之理。为世间第一学问”。
大炼钢铁，工业化大生产，造枪造炮……不可否认，这些穿越必修课对李文革地诱惑很大。
但是这不是他的目的。
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纵横天下统一四海……
这也不是他的追求。
用他自己地话讲，我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到了这里，不是为了来做这些的……
我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却带来了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这样地我才对得起第二次生命……
文明就是最宝贵的东西。
而基础科学。是文明的基础……
李文革认为，在自己那个时空，华夏民族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纪仍旧在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并不是看你有多少飞机大炮，不是看你有多少颗氢弹原子弹，也不是看你有多少外汇储备，你能生产多少日用品和奢侈品……
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强大起来，要看你拥有多少顶尖级的基础科学研究者。
基础科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宇宙奥秘的科学。
和传统的史学家不同。李文革对于国家崛起的概念有着极为叛逆的认识。
工业化时代日不落帝国地崛起不是因为瓦特地蒸汽机。而是因为牛津和剑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的崛起，不是因为俾斯麦和希特勒，而是因为普朗克和爱因斯坦。
现代社会美国的崛起不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因为麻省和普林斯顿……
人类之所以脱离其他的种群一枝独秀，是因为对知识的理解和使用，在优先级上，理解永远重于使用。
一时的应用科学繁盛可以使国家富足，可以使军备强大。却永远不能催生出所谓的“综合国力”。
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综合国力是否强大最根本的参考标准就是这个国家地基础科学研究水平。
一个诞生了卢瑟福。将人类引领入原子时代地国家，在几十年内爆炸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点都不稀奇。
一个将相对论的发现者驱赶出国境并焚烧他地书籍的国家和民族，其失败是必然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选择。
任何时候，学习都比发现和创造更加容易，一个仅仅将目光锁定在学习上的国家，若是完全忽视了发现和创造，这个国家就始终只能在二流国家境界内徘徊。
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什么是进步？重复的机械的活动，永远不能称之为进步，只有那些发现性的、创造性的人类活动，才能被称之为进步。
应用科学永远是“第二个”，而基础科学，永远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进步。
在这个层面上，一万个武器专家，比不上一个陈景润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科学研究课题，永远都是当之无愧的“甲类”。
基础科学的繁盛程度，是文明的指数。
中国的衰落，并不是笼统的科学技术的衰落，而是基础科学的衰落。
在李文革那个时空，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最耻辱的并不是在坚船利炮面前的军事失败，而是两江总督对于英军军舰蒸汽发动机运作原理的“聪明解释”---里面有牛在拉。
洋务运动可以引进洋枪洋炮，共和革命可以引进主义和制度，却都无法引进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动力----怀疑和探索。
因为怀疑，所以会探索，人类因而进步。
在丰林书院大门内的照壁墙上，鬼画符一样写着四个奇丑无比的毛笔字，这是丰林书院第一任大祭酒李文革留在世上的几幅不多的毛笔字真迹之一。
这个疯狂的穿越者在这里嚣张地写下了四个剽窃自前世一位著名思想家的大字。
怀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