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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又过去了三天。这几天，长沙城小吴门外教场坪和原新军营房旁边的宽阔的操坪，几乎时时刻刻都填满了兵。
10月22日以来的几天之内，陆续拥进长沙城的会党徒众，不下四万之数。这后面赶来的会党人员，不少都曾经当过几年兵，有的还有武艺在身，最后按照王麟的命令，从中挑了一万余人，编入革命军。
仍有差不多三万的会党徒众，没有被革命军接受。这些人有许多是误以为：“我们洪江会的焦大哥做了都督，这湖南还不就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以后该我们威风了。”虽然也有许多人是为着追随“焦大哥”干革命而来，但更多的人却是抱着别一想法。这些人在招兵处，几句问话之后就露了原形，当然不会被革命军吸收。
几万人滞留在长沙，吃住都是一个大问题，民政部长谭延闿向王麟抱怨了几次，已经为整编军队累得直不起腰的王麟，只好和同样累惨了的“焦大哥”，带着卫队亲自出面，好说歹说，又每人发给五十文铜圆“资遣费”，才把这些人打发了回去。这些人带回去五十文铜圆，却也留下了些东西，就是脑后的那条辫子。如今，长沙城四处城门都有卫兵专门负责，看谁进出脑后还留着“猪尾巴”的，马上上去剪掉。
王麟从武昌带来的一百来人，如今全部编入了第二镇，做起了各级军官，就是远在湘阴的云澜等人，也被他派人去召了过来。这第二镇是王麟准备带去湖北，硬抗北洋精锐的，自然就用上了全部的心思。
湖南新军除了梅馨一营，以及五十标留了半营老兵，交给陈作新去组建第三镇，其余的全部都编入了第二镇。素称巡防营劲旅的原赵春霆部和甘兴典部，大部分老兵也被调入第二镇。如今，第二镇加上扩招的新兵，已经编制完整，下辖两协，官兵整整8000人。
按照王麟的命令，第二镇统制为安定超。湖南新军起义之前，实际一直由他负责，他在以这支新军为骨干建立起来的第二镇中的威信，是无可置疑的。何况此人性子厚实，短短数日，已经对王麟佩服得五体投地，忠心方面无可挑剔，又有带兵经验，自然是王麟心目中未来的嫡系班底之一。
第二镇下辖第三、第四两协。第三协，协统刘汉祥，是随王麟南下的原马标第一营管带。下辖第五、第六两标，标统分别是王云和徐鸿斌，此二人皆在长沙光复之日立下大功，又在士兵中素有威信，因而被王麟超擢为标统之列。这一协所辖管带和队官一级军官，有过半数是随王麟南下的原马标官兵。湘阴绿林大豪钟无影，也在此协充一队官之职。
第二镇第四协，协统王隆中，是原新军第四十九标军官，为留日士官生，本就同情革命，起义之前对士兵的革命活动，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暗中鼓励，给予种种帮助。长沙光复之后他立即向革命军投顺。王麟知道此人品性高洁，军事素养在如今湖南新军中也是上上之选，因而大胆任用。
第四协下辖第七、第八两标，标统分别为赵春霆和彭友胜。赵春霆是原巡防营管带，所统巡防营称为劲旅，如今也算官升一级，自是对王麟暗暗感激。彭友胜与王云等人一样，起义之前为新军中士兵代表，于起义之日立下大功，被王麟超擢为第八标标统。
第一镇和第三镇的架子亦已初步搭了起来，军官已大部分到位，人员也差不多满编，全身心扑在第二镇整编的王麟，过来训了几次话，便万事不管，由得黄忠浩与陈作新去折腾了。
这几天，王麟凭着后世的记忆，七拼八凑的弄出了一本《治兵语录》，又加紧印刷，现在不但三镇排级以上军官已经人手一本，还以棚（班）为单位，在士兵中间日夜宣读。晚清末世，倒行逆施不少，但编练新军，对兵员体格、文化等素质从严要求，却是福泽后世的一件事。王麟基本上不必在革命军军官中“扫盲”，因为无“盲”可扫。
王麟这本《治兵语录》，大体上以后世公开发行的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为蓝本，又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尤其是政治思想方面，王麟“偷偷的”加了不少私料。他知道自己在这三镇多数官兵中，目前尚未建立多少威信，这本《治兵语录》，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让自己获得多数官兵的信仰。
一开篇，王麟就写下了大段的序言。在这个署着“王麟”大名的序言中，王麟着重阐明了，革命军在精神上、宗旨上，是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一支部队，旧军队官兵图的是高官厚禄、封妻荫子，但咱们革命军官兵加入军队，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决不仅仅是自己的前途，更是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前途。
有着后世意识的王麟对于类似的说法自是耳熟能详，随手拈来，就写出了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后世此等宣传伎俩，大家不过当做耳边风，但他知道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说法却还是非常具有鼓动力的，非常能抓住人心，因此极尽能事，宣扬革命军的所谓“新精神”，并要求每一个革命军官兵都牢记在心。
在这个长篇序言中，王麟还着重谈了革命军军官与士兵的“新关系”。王麟写道，旧军队中，军官对于士兵可以任意凌辱，随意打骂，士兵对于官长有畏惧，却没有敬重之心。然后，王麟笔锋一转，写道，咱们革命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革命军官兵一体，军官要爱护士兵，不得随意体罚士兵；士兵要爱戴长官，服从命令，军官无故凌辱士兵的，士兵可以到军队中新成立的军纪委员会申述。
王麟“语重心长”地写道，我们革命军，官兵之间要像父子兄弟一样，官长对于士兵，要如父亲对于儿子，兄弟对于手足，爱他，护他，教他，诲他，督导他，劝诫他，宽严相济，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士兵对于官长要爱他，敬他，服从他，如学生之敬戴老师，子弟之爱护其父兄。全军上下如为一体，如同一家，革命军卫国亦即是卫家。全体官兵务必要牢记此言，时时默诵于心。
却说后来蔡锷将军看到这本《治兵语录》，暗叹天下英雄果然所见略同，未见面就对王麟生出了惺惺相惜之心，他自然猜不到王麟是“剽窃”了他的部分思想，这是后话，暂且揭过不提。
接着王麟又把革命军的“新精神”与“三民主义”挂上了钩。
大学生王麟那个时代，多数人一听到“三民主义”，就会理所当然的想到孙中山先生。虽然早在1905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上，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所谓“三民主义”，其他革命党人也阐述了许多看法，但是在1911年这个时期，就是孙中山先生，他也还没有具体阐发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呢，甚至可以说，他的“三民主义”思想还只是在脑子中萌芽，还没有完全构想出来呢。
要知道另一个平行时空，孙中山先生也是后来遭受了军事、政治上的重重挫折，才痛定思痛，开展理论建设。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主要体现于《建国方略》与《三民主义》两本著作之中，前一本书写于1917－1919年，后一本书更是晚至1924年，孙中山先生决定“联俄容共”期间，才具体阐发。后世“三民主义”之所以大名鼎鼎，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著作横空出世，以及后来“党军”的组建，并由广州革命政府确定“三民主义”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
1911年这个时期，“三民主义”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怎么回事呢。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建立民国（民权）、平均地权（民生）”，焦达峰等人觉得“平均地权”不免于推进革命有碍，另组共进会时就将“平均地权”，悍然改为“平均人权”。
作为半个“穿越客”，王麟不是没有想过另树一帜，但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个时代“三民主义”已是最合理的思想，自己亦找不出更好的替代物。何况，“三民主义”这面大旗还没有“主”呢，自己把成熟的“三民主义”提早“催生”出来，不但能建立一支号令严明、思想统一的革命军队，而且能大大提高自己在革命党内的威望，将来与孙中山先生等人相见时，也能占得先手。
是以，王麟充分的发挥了一个“穿越者”的“剽窃”特长，他在这篇长达数万字的序言后半部分，把革命军的“新宗旨”归纳为“为民族争独立、为国家求平等、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要求革命军奉行一个主义，就是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不过，这个主义的具体思想，这个时候谁也没有详细完整的阐发过，王麟自然是毫不客气，从另一个时空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几个最重要的演讲中，大段大段的抄袭，却冠以自己的名义。
序言的最后，王麟再一次要求全体官兵，都能够把这篇序言熟读成诵，牢记于心。
正文部分，这本《治兵语录》以历代名将（尤其是曾胡）治军言论为参考，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论述了治军，作战方方面面。
文末还附有一个王麟署名的短短的后记，勉励全军官长对本语录日夜默诵，潜心摸索，身体力行，最后王麟激励大家道：“我革命军将士，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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