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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三、道心淡泊对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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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景范还是摇了摇头。

    孙元起有些纳闷:“那行先准备去哪里?”

    赵景范终于鼓起勇气:“先生,学生在回国途中曾认真思考过以后的人生将往何处努力,究竟是把自己的才智使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主?就在我因为抉择而踌躇彷徨、痛苦思虑之际,偶尔在《圣经》中看到一则启示,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圣经?腓立比书》)我顿时若有所悟。

    “我当时就想,纵使我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证明了主的意志与存在;而在凡事都能的主看来,一介凡人的才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吧!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日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等都是幼年受洗。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落huā生”许地山等都是虔诚信徒,而像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本身就是天主教的司铎!

    在这种氛围下,想要劝说一个笃信基督教的青年放弃信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吃力不讨好。所谓“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破坏别人的道心被很多宗教视为是最重的罪业。

    半晌孙元起才接着说道:“既然有志于传教弘道。我也不多阻拦你。只是你如此年青,又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未免可惜。而且你这出国一走就是四五年,回来便宣言矢志传道,惹得二老雷霆大怒,恐怕亦非为子之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摩西十诫中应该也有‘孝敬父母’这一条吧?”

    “是第四条。”赵景范低沉而清晰地答道。

    摩西十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生活和信仰的基本准则,但在不同教派中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和排序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孝敬父母”在犹太教、新教、圣公宗、东正教中都排第五条,但在天主教、路德宗却排第四条。

    孙元起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玄奥,继续说道:“《论语》中有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这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就是二三十岁这个时候,年青人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勇猛精进,在知识上有所创造,方为不负韶华。——如果条件允许,我倒很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性科学技术奖项,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而不是像某些奖项一样,把评选变成是科学家寿命大赛或老年科学家临终关怀。

    “你现在虽然确定以传播福音为职志,但并不等于必须要放弃科学研究,相反,很多神父本身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与传播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名教士;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本身也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而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故事,更是载在科学史册。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并不矛盾对立的。

    “虽然神职人员也可以依靠教会资助或者教友捐献而生活,但我想行先你这么年纪,又学有所长,必然不屑于依靠这些经济来源。在我看来,你大可以一边在经世大学或者中华科学院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顺便照料双亲;一边利用假期或工作的余暇,进行传播福音工作。随着你工作业绩的日渐显露,你对教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等你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阶段或者双亲百年之后,再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也不迟!”

    孙元起提到建立一个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奖项,是受后世菲尔兹奖的启发。不过菲尔兹奖要到1936年才首次颁发,而且只颁发给数学家。在孙元起看来有些遗憾,所以他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沃尔夫奖、邵逸夫奖、京都奖等既有丰厚奖金又有国际性影响的青年科学大奖。

    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孙元起终其一生也没能设立这个奖项。直到他与世长辞之后。才由民国政府、中华科学院、经世大学、华熙银行等共同设立“孙元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奖金高达50万元,颁发给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电子、农业、数学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科学家。习惯上被简称为“孙元起奖”。

    尽管该奖项几乎囊括科学技术所有领域,但每年最多只能评选出4名获奖者,还有不少年份出现空缺,所以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难获得的科学奖项。但凡能获得这一奖项的青年学者,几乎都在科学技术史上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赵景范有些意动。孙元起又接着说道:“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想要在〖中〗国打开局面,往往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动上层统治者。比如维修钟表、铸造大炮、观测天象、修改历法等等,从而在朝野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自前清道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进而威胁上层统治者。传教士的手段方法也为之一变。除了传统的‘奇技淫巧’外。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医疗、教育等日常方式来消除隔阂,接近民众,从而传播福音。

    “事实也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比走上层路线或真刀真枪胁迫更为有效。现在各种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学校也因为教学成果卓著而成为开明士绅教育子女的首选之地,比如我之前任教过的崇实中学就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资助创立的,还有美国公理会创立的贝满女中,而美以美会资助的汇文中学更是遍布京津苏沪各地。

    “当然。更有名的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大学,像北京有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及伦敦医学会合办的协和医学院。美以美会独办的汇文大学;上海有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兴建的上海浸会大学(后来的沪江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苏州有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金陵大学,杭州有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之江大学等等。这些兴办教育的传教士不仅达到了传布福音的愿望,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景范低声辩解道:“我只想宣讲《圣经》、传播福音,并不想依伴哪个教会,更没有兴趣和能力创办学校。”

    不知是孙元起没听见,还是他不想纠缠于这个内容,依然在教育问题上大肆发挥:“在我看来,神父的传教布道与老师的传道受业其实并无二致,大家都是言传身教,只不过传授内容不同罢了。现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生活困苦,无论是做神父还是当老师,首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让他们拥有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积极向善。而作为神父的你,或者作为老师的我,难道不该率先垂范么?

    “现在你有能力得到一份工作,薪酬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行有余力还可以用来助人,为何还要以传教布道的名义去夺取贫苦民众菲薄的收入?我觉得传教布道不一定非要是衣衫褴褛、头戴荆冠奔走四方,也可以用自身的一举一动、业绩风范来感染世人,甚至后者的效果比前者更好,咱们都熟悉的丁韪良老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赵景范想要点头,却随即变成了摇头道:“不行,如果我在经世大学或中华科学院工作的话,只怕——!”

    孙元起马上明白了赵景范的顾虑:“你父母那里,我会去跟他们说的。如果你还觉得不放心,也可以把实验室建在上海或别的省份。如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