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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七日，**下，一道看似十分“冗长”的诏书广布天下，在天朝上下、特别是王公大臣和宗室觉罗们之间引发了巨大的议论风潮：
首先，所谓“诏书”[1]可不是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用的。清代凡国家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隆重庆典，才用诏书宣告全国臣民。如皇帝“登极”颁即位诏，以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皇帝“崩世”颁遗诏，总结自己一生统治经验，以遗言告戒臣工；皇帝有重大过失，向天下公开自责，颁罪己诏；国家的重大兴革，如光绪朝维新变法颁维新诏、立宪诏等。此外“册立皇后”，“加上尊号、徽号”均须颁诏，宣告全国，无论官民，一体皆知。
除此之外，皇上想要对文武百官、宗室亲贵们正式讲话的时候，可以采取诏书之外的多种形制的公文格式——总称“制辞”，比如敕、谕等诏令文书，凡载有天子之言者，都叫“制辞”，却主要是为宣示百官之用，而不下达于庶民。
其次，颁布诏书的地方也是很有讲究的。有清一代，颁布正式的诏书，一般有太和门、午门和**三种选择，其中尤以**规制最高。遇有新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活动和皇帝父母进宫，都要启用**。皇帝平时一般不走**，只有每年去祭天、祭地、祭五谷时，才由此门出入。此外，将领出征时祭旗、御驾亲征时祭路、刑部在秋天提审要犯（“秋审”）等重大仪式也都在此举行。**唯独皇帝可以出入，而且只能出入喜事，绝对禁止出入丧事。可见，**是国之重器，在此宣布诏书，意义非凡。
最后，诏书的内容更加令人惊愕不已。这篇洋洋洒洒的诏书，如果翻译成后世的白话文，其要义就是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镶白旗显亲王富绶门下包衣人孙狗子，仗势欺人，当街羞辱读书人，巧遇奉旨出宫的大清多罗贝勒、火器营左总统大臣玄烨，竟然对于皇子贝勒的劝告恼羞成怒，施以拳脚，致使皇二子一肩脱臼。但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兵器刀刃，也没有造成皇二子流血内伤，更没有任何笃疾。
朕闻听此事，爱子心切，就像天下所有普通父亲心疼自己的儿子一样，怒不可遏，曾下旨严惩，甚至不惜将犯事作案之包衣人斩立决。
但圣母皇太后英明，告诫朕不可将私怨迁嫁于国法。这让朕冷静下来，下旨内十三衙门尚方院会同宗人府和刑部一同会审案犯，并加封皇二子玄烨为下五旗宗室总理，代朕行监审之职。之所以要让皇二子作为监审之人，就是希望他能够秉公执法，为皇室宗亲做一表率。
难能可贵的是，受伤的皇二子并没有气急败坏，而是依据朕钦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律条，指出他本人只是遭受轻伤，张狗子又没有动用兵器，依律“殴打宗室觉罗”一条，应判“杖八十徒二年”，其余从犯，只算斗殴，各责“笞二十”。
此审议得到了宗人府、刑部和尚方院的一致同意，并共同形成了专案题本报送给朕。这一结果与朕的初衷十分吻合：
当初朕故意下旨严惩，是为了考验皇二子是否会借机宣泄私愤；让府部院三衙门会审，是为了考察各处官员能否秉公办案，也考验皇二子能否与各部官长同心协力，办好差事；案犯张狗子等人收押以来，饱受惊吓，皇二子能够代朕宣慰，处置得当，体现了朕爱民如子的作为。
张狗子等人虽是犯人，然而毕竟没有触犯“十恶”[2]以致不赦，他们终归还是人，还是朕的子民！故而，皇二子会同诸部所拟题本，朕均已恩准：首犯张狗子徒留乌兰乌德，罚做披甲人之奴。其余从犯，恩准“小笞[3]”二十，发还原主严加管教。
得此皇子，分忧君父，朕心甚慰；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家国幸甚！
借此机会昭告天下：大清皇帝之子既然能够如此公正严明，则自今日起，不仅“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而且“庶民犯法于王子，概无律外重罚”！
今后，无论宗室觉罗、黄红带子、王公大臣、贵胄权贵，皆不可因案情涉及自身、家人、亲友等，而施压于公堂，以求私寻重罚案犯而置国家法度威严于不顾！
试问：天下还有谁的亲贵程度可以与皇二子玄烨相比？朕之爱子都可以如此公允，将国家法度置于自身之上，那谁还有理由要法外寻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皇二子玄烨能够举一反三得提出，原下五旗旗主为了维系大清八旗根基，不约而同的建议由朕亲领八旗之后，所有八旗子弟自此首先效忠大清、效忠于朕，这是国家之幸、天下之幸。自此以后，不再会有因“一旗一家之私利”而置天下大义于不顾。但，各旗包衣人如今仍归属于各家主之门下，与当世潮流不符合。
朕闻之，深有同感。想当年大清入关之初，天下民人流离失所、苦疲不堪，为了稳定民心、安定天下，九王多尔衮因势利导，于顺治二年春，颁布《投充令》，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屯垦。但许多圈地后的原有农民也因家产被夺占，只好“带地投充”，带地投充者仅需交租税，若无土地则负担较大。同时出现旗人士兵强逼汉人的“满洲威逼投充”的情况。同年朝廷又颁布逃人之法，加以匡正，至今却效果未显。
据此，朕今日昭告天下，投充之令、逃人之法皆需细判，不可草率。特别是现在天下初定，民人期盼稳定生产，今后凡是投充者，必须严加控制，详细判别。对于逃人，也要谨慎对待，不可涉及无辜。
至于圈地，顺治八年正月，朕曾在谕旨中指出，农民全赖土地为生，圈占土地就断绝了他们的生路；要求户部行文地方官，将以前圈占的土地全数归还原主，以便适时耕种。不久，朕又批准了科臣[4]李运长的建议，免圈京畿良乡、涿县等13个县的“余地”。顺治十年，朕又再次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5]
另，包衣人乃满洲旧俗，太祖太宗之时早就成例：包衣的总管之权在国家，只有皇家拥有对八旗内官员与兵丁赐予或收回包衣的权利，拥有包衣的官员或兵丁仅有权奖赏或责罚自家的包衣，而无权杀害，也无权私自买卖、交换、或赠送。
但入关之后，新投充入籍的包衣奴才往往只知道有家主，而不知有国主，直一味效忠于家主，却无视皇家国主之威。此之所以张狗子居然于闹市之中殴伤皇子也！
因此，皇二子玄烨建言，于宗人府内设立“皇家仆吏局”，专管下五旗各旗包衣人，包衣奴才的入籍调配、日常管理、升迁惩处、俸饷福利等等，统统收归皇家仆吏局。每年初，各宗室王公、大臣将领，乃至旗人家主，需要新收门人家奴的，需向皇家仆吏局申报。由皇家仆吏局统计之后，招手有意之人，经过培训和选拔，按需分配各家使用。
自此之后，包衣人实为皇家仆吏，只效忠于皇家，而只是奉皇家之命服务于各家家主。皇家有权随时调配、使用。
鉴于此法初行，而皇二子谋之久矣，其心思缜密，无人可比。故而，朕谕：命多罗贝勒、下五旗宗室总理、火器营左总统大臣、皇二子玄烨，兼领宗人府左宗人，掌皇家仆吏局掌印大臣一职。
以上诸事，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钦此！”
如此一道冗长的圣旨，迅速在京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清代诏书有一定的格式，起首句一定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结尾语为「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或「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中间则叙述诏告天下事件的内容。诏书由内阁拟稿，经大学士定稿进呈，皇帝批阅後，以墨笔楷书，由右至左直写，写在大幅黄纸上，中间及纸张接缝处钤「皇帝之宝」玺。制作完成後的诏书称为「诏黄」，以极其隆重而繁复的礼仪，送至**城楼上宣读，象征著布告天下。宣诏礼成，由礼部接诏，立即誊写或雕板印刷多份，由驿道分送各地，再由地方官员接诏、宣诏。誊写的诏书，称为「誊黄」，雕板印刷的诏书，称为「搨黄」。
[2]“十恶”是指直接危及君主**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在《北齐律》“重罪十条”基础上，隋朝《开皇律》正式确立十恶制度，唐朝沿袭之。犯十恶者，“为常赦所不原”。到了清代，十恶主要是指：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3]“小笞”，就是用小竹板执行笞刑。《大清律》规定：凡笞杖罪名折责，概用竹板，长五尺五寸。小竹板大头阔一寸五分，小头阔一寸，重不过一斤半。大竹板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其强盗人命事件酌用夹棍。
[4]科臣，指科道官。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统称“科道官”。明周晖《金陵琐事·雅谑》：“张谓科道官最难得，其人即如孔门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明史·职官志一》：“凡京营操练，统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视之。”《清史稿·圣祖纪一》：“八月丁未，试汉科道官於保和殿，不称职者罢。”
[5]根据《清代皇帝传略》所述，正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