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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失宠”风波，曾弘毅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克服业已形成的、对当前局面的轻视与懈怠。他不得不承认，即使自己是穿越而来，即使自己浸淫了所谓后世三百年的现代观念和知识的熏陶，但，归根结底，自己“现代人”的思维还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别的不说，就连一直引以为傲的后世机关十多年工作经验，在人家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皇帝面前都不足道哉！福临刚才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谨小慎微，至少是自己这个“副处长”所无法企及的。
现在，赖于李际期的“绝地大反击”和皇帝的“心照不宣”，甚至还有自己一贯多有鄙夷的吴良辅的“舍身饲虎”，才得到继续阐述对同安王郑芝龙的使用策略。这种机会可以侥幸得到一次，但如果不懂得珍惜和反思，恐怕自己别说是登基称帝改变中国和世界，就连安身立命都成了问题！
“皇阿玛，儿臣若从同安王几处事例说起，是否可行？”弘毅改变了原本那种盛气凌人、舍我其谁的做派，变得谦卑有礼、好商好量。
“好！你先说说朕和诸位爱卿没有听过的趣事，也算给我们拾遗补缺。”福临很欣慰的看到一直被人称作“天降祥瑞”的儿子如今十分恭顺，自然应允。
对这个小儿子，福临有自己的评价：眼光独到而深邃，以至于在很多时候都超越了他这个皇帝老子。自己的大清朝如今百废待兴。很多事情玄烨却能说道要害紧要之处，这是他不争的长处。所以需要好好使用。
可作为一个皇子，皇家血脉不假，但毕竟还是儿子。你锋芒毕露、锐气逼人，处处胜过老子一头，假以时日，不用玄烨自己心怀二志，身旁的那些见一望三的人，就会自觉围拢过来。百般迎奉、千般阿谀，长此以往，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的局面也就无可避免了。洞若观火、防患未然，这是一个优秀皇帝的基本素质！
弘毅此时可没有心思去揣度福临的想法，而是搜肠刮肚地组织自己的思路和素材。
“儿臣谨遵皇阿玛圣旨！”弘毅先是深深一躬，又对着下面诸位大臣施礼，礼数周全之后。这才直起身来开始正式“汇报”。
“玄烨思及同安王过往，很多事已是尽人皆知的，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亦如我适才所言，诸如：知书达礼而心怀故土，长于航海以追逐重利。左右逢源还张弛有度，侍奉强者却秉持底线，精于海战并敢于碰硬，等等。凡此种种，玄烨以为。同安王虽谈不上是谦谦君子，却仍乃我中华赤子、大清干臣。也堪为大用。”
说完对前面论述的一个简短总结，弘毅知趣地停下来，等着大伙做个先期评判。
“嗯，言之有理。”福临当先表态。这个结论必须正确，如果分析下来郑芝龙连个大清臣子都不佩做了，他这个皇帝还进封人家为异姓同安王并世袭罔替，岂不是自讨没趣？
“老臣亦赞同！”胡世安带头表态，众人跟着附议。
“谢皇阿玛，谢过诸位大人！”十分懂礼貌的弘毅现在就是坚持“礼多人不怪”的原则在做事情。
“可玄烨为何却要坚持对同安王用而疑之呢？何为疑？又需疑在何处？这应该在大用同安王之前就必须缜密思度的。”弘毅试探着抛出自己的问题，看看效果如何。
“下臣愿闻其详。”刘昌也学着胡世安的做法，率先出来推波助澜，顺便向小皇子表一表“倾慕之情”。
“谢过刘大人。玄烨所言之疑，并非对其种种大才存疑，而是对其本性的矜持和观察。诸位大人饱读诗书，自然知道‘人之初性本善’的道理。但同安王尚在年幼就出洋闯荡，多受西来之人的浸淫久矣。据玄烨所知，西人却对人之本性有不同与华夏中原的认识。”
“哦，汤玛法，果有此事吗？”福临对这种事情其实已经有所知晓，否则好几次到汤若望的南堂参拜祷告的，岂不是白做了？但此时他却故意设问，目的是让在场唯一的“西人”来配合玄烨教育教育其它的“老夫子”。
“回皇上的话，皇二子所言不差。”汤若望大喜过望，急忙站起来奉旨，并且感激的看了看“天主使者”，简直就是“天使”一般的小玄烨：给了我一个在重臣面前宣示教义的大好机会呀，亲！
“西方之人的确笃信人性之种种罪恶乃是自发自由。天主曾于心中暗语：人从小就心怀恶念。而每个人都是有原罪和罪性的，原罪的存在将凡人和天主所隔绝，使人终生受苦，不得解脱。关于天主的这一旨意，荀子也是遵守的，他曾说过：人之初性本恶。而皇帝乃是天主圣子，自然肩负着教化万民、除恶扬善的道义。”
汤若望布道起来“头头是道”，还不忘“中西合璧”，将皇帝和荀子拿来说事儿。可弘毅却有些失落：“七宗罪”为何不提呢？傲慢（PRIDE）、嫉妒（ENVY），暴怒（WRATH）、懒惰（SLOTH）、贪婪（GREED）、暴食（GLUTTOWY）以及淫欲这七个撒旦的恶魔形象，若是说出来，岂不是更生动形象？
稍作分析，弘毅醒悟到：这所谓的七宗罪，其实是始于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的。而这个“道明会”，又是与汤若望所属的“耶稣会”分歧已久的“方济各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故而，虽然都是天主教分支派别，但基于“敌人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的理解，汤若望完全有理由故意排斥了道明会力主的“七宗罪”的说法，而是大而化之了。
其实，最初接触中国的教派，恰恰是方济各会而不是耶稣会。单在中国，方济各会和耶稣会这两派也是龃龉不断：
据说，“方济各派”的方济各.沙勿略在“主后”【公元】1542年来到亚洲，首先抵达印度，后去日本。他在日本传教时，听到日本人的责问：“如果你所传的宗教是真的，为什么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竟然不知你所传的宗教呢？”因此方济各下定决心，冒死也要到中国去宣传福音。1551年方济各来到广东沿岸的小岛，名叫上川，等候机会进入中国。可惜当时遇到中国的排外政策，而方济各也病倒了，并于12月3日死于上川岛，直到死时也尚未完成他进入中国的计划。
但方济各那份到中国传教的心志，却激发了很多传教士要到中国来传教。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步他后尘的，除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外，还有奥古斯丁修道会、法兰西斯修道会和多米尼古修道会的修士。因此方济各的影响，确实不少。
明清交际之际，各派教士已经大量涌入中国。但以汤若望为代表耶稣会选择了接纳中国文化、从士大夫和皇亲国戚入手的“上层路线”，而方济各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并主要是在以农民为代表的下层民众中传经布道，走了所谓“底层路线”。两派隔膜日神，日后终于酿成了著名的“礼仪之争”。
弘毅对将来“自己任内”的这场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其实还是蛮期待的，故而准备借此“刺激”一下汤若望。
“汤老玛法，但贵教经文[1]之中，却从没有出现过什么‘原罪’、‘罪性’等字眼。所以，古文今考，理解不同罢了。我们按下贵教教义不谈，还是说回同安王，可好？”
弘毅所说不错，原罪这个概念并非来自圣经的教导，而是来自4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就是著名的《忏悔录》的作者。受益于当年总理家宝大人的鼎力推荐，弘毅是通读过的。
弘毅从“文本主义”的角度对汤若望的所谓“原罪论”提出了质疑，一则是为了在汤若望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天主教教义见识，好继续让他对自己保持着强烈的“原始崇拜”，二则也是让惯于“引经据典”的士大夫们，对汤若望不尊经典的言论产生些许怀疑，不要被洗脑。
果然，汤若望再一次对小玄烨惊为天人，乖乖就范“老臣谨受教”一句之后，就老老实实坐下了。本来嘛，让你佐证一下我的论点就可以，你的任务完成了。
同时，闻听汤若望“玄之又玄”的说辞居然被玄烨说破，众位大臣恍然大悟：原来这套论点根本没有出处，看来西人都是不学无术之辈！
“由于西人多崇尚人性本恶，而同安王也入西教、学西语，故而对这种论调颇为赞同。时至今日，其对有些‘性恶’之事非但不排斥，甚至还有所秉持！其中最最坚持的，恐怕就是一味逐利、不择手段了！”
弘毅阶段性小结一句，同时满意地看着自始至终崇信“性善”的众人眼中那份惊愕与鄙夷。当然，这种表情是冲着郑芝龙去的。
礼貌归礼貌，“语出惊人”这个法宝还是不能丢！
[1]弘毅此处所说“贵教经文”，就是指《圣经》。但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传教期间，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到19世纪初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才开始著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汉语。最早的中译本《圣经》、并且就叫做“圣经”的，是在1822年才出现的。(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阅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