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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课是朝廷赋税第一来源，所占比重最大。每一年收入多寡，要看官盐销路多少而定，多年来萧规曹随，内中弊端重重，难以排解。而其中最大的一项弊端，就是私盐猖獗，几占到正课的三成左右，满清历任君主，无不为此事而绞尽脑汁，意图剿灭盐政走私，不过始终收效不大。
道光初年，皇帝新君登基，也曾经下大力气整治私盐贩卖，当时的两江总督蒋攸銛（音先）奉旨主持此事。最后却弄得身败名裂，客死他乡（关于蒋攸銛的事情，不是本书的范围，略去）。
继任的是陶澍，很有一番振奋精神，而且他当年任职川东道时，便整治过川省盐务，也很有手段，将个两淮，扬州等地的盐商整治得俯首帖耳，再无原来那等浮华、豪奢之气。
盐政弊端，是从淮北淮南盐场就开始的，先说淮北：积弊在坝杠。盐从滨海盐场运出之后，要经过五个坝，每过一个，就要过称改包，未改之前称一次，改之后再称一次，故称为五杠十坝。杠者，竹杠，用来抬盐之用。
过关完毕，才能最后装载大包，运往指定销售的地点，称之为‘岸’。
在五杠十坝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处处花钱，每一引盐须费十两银子，这些钱最后都要加到盐运的成本中去，等到正式落到小民的手中，自然造成了官盐的价格远远高于私盐——这也就是私盐为什么屡禁不止的原因。
再说淮南。淮南的弊政在于浮费。这种浮费的存在，便是陶澍和两淮盐商冲突极大的最主要的原因。大约是这样的：每一年除了上缴的正课之外，盐运收入中的一部分会单独开列出来，交予扬州的盐商总会，各种乱七八糟的钱加在一起，总有贰佰数十万两之多。这些钱都是写在国家盐务正课之中的，多年沿袭而下，轻易没有人敢于插手改变。
盐商总会位于扬州，由八家主持，名为‘总商’，公会名叫‘盐公堂’，公费之中一切支出，都由这八家决定，便很有了一些假公济私，浮开公费的由头，除此之外，更有为安排私人而成立的各种务本堂，孝廉堂，每一个挂上牌子就要有几个，或者十几个董事，每一年只是支给这些人的银子，就要花到二十几万两陶澍锐意革新，只保留了作为养老院的普济堂、育婴堂、书院、义学，除了这些，其他的一切统统废除。
而实际上，除了盐商总会要靠浮费来享乐之外，还有一些人，便如同盐政，运司书役的薪工饭纸，并乏商的月折等项，盐政衙门所收的公费，匣费，也都在废除之列。（关于盐政的弊端，后面还会有仔细的文字介绍。）
那等平日里靠盐官，盐商而活的寄生虫们，一旦断了活路，自然大生恐慌，因而使用种种手段，阻挠其事，好在道光对陶澍信任有加，放手使用，历十年之久，终于收功。估计十年之间，国家增收的盐课，就多达贰仟余万两
想当然的，他这种做法也是极度的遭恨。盐商素称豪富，平日里闲来无事，便以‘叶子牌’为消遣，本来牌上都是一些三国、水浒中的人物，因为盐商深恨陶澍，便将他以及其家人也画到牌上，有一张牌是画的两个樵夫，各自执斧，在砍伐一株桃树，以双斧伐桃（陶）咒其早死，怨毒可知。而这张牌，也是全副牌中最坏的一张——摸到这张牌，就算整把再好，也要全输就如同牌九中的‘敝十’了。
而陶澍也算‘不孚众望’，以不到六十之龄早逝，后任的应该是林则徐，不过奉旨赴广东查禁鸦片（陶澍死于1839年），改派陈銮奉调两江，他是陶澍的表弟，本来可以克绍箕裘，一承前任之志，不过他更加不幸，继任不到一年，就在年底病逝于任上，再其后的诸如伊里布，裕谦，牛鉴，耆英等人，碌碌之辈，皆不足数。
更糟糕的是，广东之事发作成大清有史以来最最严重的一次武装冲突，不论是八旗、绿营，面对英人的船坚炮利全数败下阵来，朝廷景况着实可怜，也就顾不得盐商们损公而肥了。几年的时间过去，竟是又恢复到了当年的纸醉金迷的烟花胜地，陶文毅满腔热血所铸就的成果，全数化为流水
这都是本朝故事，龚裕自然熟知，而且他历任疆臣，于盐政弊端见得多了，也深知若不能一举荡涤泥沙，长期下去，只恐小民深为盐政所苦，就将有大不忍言之事发生，广西邪教之事，前车可鉴啊。
思及于此，龚裕披衣而起，命听差取来灯烛，坐到书案前草拟了一封奏折，痛陈盐政弊端。不过他是湖北巡抚，是管不到两淮盐政的，只能是就官盐到‘岸’之后的弊端做一番陈述，并请求在省内先做试行。
官盐到‘岸’，照例还要上缴一份官费，这种支出就是叫做‘匣费’，而且匣费无定额，一般每引盐加收一两二钱，同样的，都要算在成本之内。
他想要达成的，就是在这方面做文章。将匣费大幅度降低，等于便是减去了一部分官盐的成本，自然的，价钱也就会降下来。另外，他在折子中又提到了两条：第一，便是在淮北盐场行票盐之法，票分三联，分别注明数量，运销地点和限期，盐票不离，否则便以私盐论。便如同后世所用的发票。
第二条便是要狠狠的打击私盐贩卖，请皇帝下旨，责成沿江，沿湖，沿河绿营水师，八旗兵勇大力抓捕，然后依法治罪，总要让他们知道官法如炉方是正理。
龚裕能够做到地方巡抚，自然不会做那等与人争功之事，湖北省内的陋规改革可以一抒胸臆，两淮盐政一段，他只是将去年陆建瀛所上的折子中关于一改盐政弊端的文字原封不同的拿过来誊写上，其他的，一概不提。想来也不至于触陆建瀛之怒了。
陆建瀛陈述的关于漕运改革深有阻力的条陈有六条，首言雇沙船之难：“……海运创始，人情观望，商船既虞压雇，复惧难交，以致畏缩避匿。”
第二条说管理不易：河运沿途负责照料，装卸漕粮的兵弁有千人之多，仍不免有失火，落水之事发生，现在改行海运，章程全都是新定，与实际情况是不是能够吻合尚不得知，承运的委员也怕有闪失，担责任。
接下来的两条是谈交米时的困难，一是同时雇佣沙船，不敷使用，这样交米的时期就会出现‘参差’，既恐‘停船待米’，又怕‘米到船稀’。而且还会影响风信。
最后的两条是谈及海运的费用，争多论少，很难调停；再有最后一节便是风信：商船赴津，风利东南，回帆又宜西北。如果第一次风势不顺，就会影响第二次的运输。
这封奏折本来也是陆建瀛无奈之举，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两江任上实在是承担了太多来自各方的求告和请托，甚至连京中的祈隽藻，也托人为他带来一封书信，隐晦的提出，请他上章皇帝，请求暂缓进行漕运改革一事。
谁知道封章奏上，引发皇帝天颜震怒在给陆建瀛的廷寄中，皇帝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上年该员进京之时，朕曾有言：漕运之事牵涉甚广，然朕一心修改前朝弊政，正需陆建瀛等用心办差，便偶有阻力，朕也当为其一力承担。言犹在耳，而该员已生畏葸不前，驻足观望之心，诚令朕大失所望”
除了这篇由军机处下发到总督衙门的廷寄之外，皇帝还特别在奏折的留白处加了一段文字：“你在两江如此做事，朕断断不会容许你这样人，朕以国士待你，真真是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心存此念，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还是好好的做你的罢。”
接到奏折，陆建瀛给吓得魂飞天外赶忙再一次上折子请罪，这一次皇帝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批了句：“知道了。”就扔到了一边。
陆建瀛心中又是懊恼，又是失悔为人臣子者，能够上邀帝宠本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偏生自己刚刚有这样的迹象，又为人说动，上了这样一章不合时宜的奏折，想来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而近日龚裕上的关于在湖北省内就盐运浮费大得帝心相比，宦海荣枯立判，竟是来得这般的快捷V